浅谈中西方绘画美学和哲学的异同

又到毕业季了，大家的论文准备的怎么样了，下文是中西方绘画美学和哲学的异同，一起来看看吧!

1、《最后的晚餐》作品分析

《最后的晚餐》整幅画高4.6米，宽8.8米，它位于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饭厅的墙壁上，达·芬奇将画面展现于饭厅一端的整块墙面，厅堂的透视构图与饭厅建筑结构相联结，使观众感觉房间随画面作了自然延伸，有种身临其境之感。画面中的人物，其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都刻画得精细入微，惟妙惟肖。门徒们坐得比正常就餐的距离更近，并且分成四组，在耶稣周围形成波浪状的层次。越靠近耶稣的门徒越显得激动。耶稣坐在正中间，他摊开双手镇定自若，和周围紧张的门徒形成鲜明的对比。耶稣背后的门外是祥和的外景，明亮的天空在他头上仿佛一道光环。他的双眼注视画外，仿佛看穿了世间的一切炎凉。在众多同类题材的绘画作品里，此画被公认为空前之作，画面中典型性格的描绘与画题主旨密切配合，与构图的多样统一效果互为补充，使此画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美术宝库中最完美的典范。作为这幅画的作者达·芬奇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4.15～1519.5.2)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集画家、建筑师、数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于一身的巨人，还写了许多有关艺术、科学方面的论著。正是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使他成为现代精神的先驱。

2、《韩熙载夜宴图》作品分析

作为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为了适于案头观赏，作者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既联系又分割的画面。构图和人物聚散有致，场面有动有静。对韩熙载的刻画尤为突出，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在众多人物中超然自适、气度非凡，但脸上无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更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的抑郁和苦闷，使人物在情节绘画中具备了肖像画的性质。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画中的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如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而此画也是顾闳中的唯一传世作品。

顾闳中(910—980年)江南人，五代十国中南唐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待诏。工画人物，用笔圆劲，间以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善于描摹神情意态，与周文矩齐名。

3、中西方绘画美学和哲学的异同

作为在中西方绘画史中都比较杰出的两幅作品，这两幅画揭示了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审美观念。而这样的不同，并没有谁高谁低，谁好谁坏之分，只是一个民族的特性体现。“美是和谐”，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无论中西，古代人都把“和谐”作为对理想之美的描述。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欧洲与中国，古代人很少谈一个事物美与不美，而多是说和谐与不和谐，他们说的和谐就是美。这是中西审美的一个最集中的共同点。而两幅画就是如此，安静而又极具张力，不管是人物的位置安排，还是颜色的运用，大到画面的整体色调，小到餐桌上的餐具都是画家精心安排的，为的就是构图的平衡，色彩的和谐。而中西古人由于各自民族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对和谐的理解又是各不相同的。

中国人主要通过艺术来彰显主体的“心理和谐”，以实现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大自然的心灵沟通。儒学思想就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孔子对通过艺术展现的人的精神的价值评价，总是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衡量。孔子认为人生最高的目的，即“克己复礼”，而表现在艺术审美中，就是提倡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为美之本，把“成教化，助人伦”作为艺术的最高目标，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技能章法完善为实践之途，从而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想美创作精神。

儒学的审美思想，就是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自觉地由道德伦理的理智来节制，以达到情与理的和谐统一。而在《韩熙载夜宴图》中也表达了这种审美理想。画中韩熙载和其他几位官员的身体比例与围绕在他们身旁的女子的身体比例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好像是被故意放大，而后者则是在衬托前者。这种安排是作者的别有用心，还是因为安逸的社会环境导致官员们本身体态圆润，体型比常人的略显壮硕。这就是中国审美理想所要求的艺术的情感必须自觉地由道德伦理的理智来节制，已达到情与理的和谐统一。韩熙载和官员们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为了凸显他们与常人的不同，作者放大了他们的尺寸，以“大”而喻理。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则主要用艺术来实现对客观世界 “形式和谐”的把握，在视觉的理想形式中寄托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作为古希腊哲学史上最早的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数”是万物之源，事物的存在就是数理的存在，美就是数的和谐。

他们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此外，他们还注重发现审美对象的超验品性，并常常将这种品性与具有宗教色彩的“神”或“上帝”联系起来。基于这样的观点，达·芬奇将画面中各种人物的关系整体和谐地统一于画面，遵循着同样秩序感，和秩序感中的变化。而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分析了每个人的内心，从内心到动作，再和画面构图紧密结合，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做出一种在构图上紧凑、严密的设计。耶稣和十三使徒，按照一种经过长期深思得出的结论和各自的位置和动作，被安排在画面上最合适的地方。换言之，中国的审美和谐是偏向“心理”的，而西方的审美和谐是偏向“物理”的。这就是中西古代审美理想的共同点和差异点。而中西的古典艺术家们在实现上述理想的艺术创作中，在各自民族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又形成了各自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思维特征。

从美学品格和审美经验的角度来看，西方是“画”的故乡，中国是“诗”的国度。比较之下，“画”显然是视觉的、静态的，而“诗”则是情感的、动态的。如果说中国绘画往往是通过引导观者视线游动而表现的，是故事的审美诗情，那么西方绘画则是通过在空间形式中融入时间因素而再现的，是事件的事实过程。

中西古典绘画都追求和谐美，但和谐美的内涵是不同的。“无论是儒家所追求的情与理的统一，还是道家所向往的心与物的统一，都主要是一种心理的和谐，而不是物理的和谐。这种和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赖审美对象的物质结构，但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与西方绘画艺术所追求的物理和谐不同，西方古典绘画追求的是主客合一的心理和谐。这种区别是由中西方人不同的哲学观念所决定的。

上文是中西方绘画美学和哲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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