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感恩的还是老师1600字
去年，生活就像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差点将我的整个人生淹没。许多事都羞于说出口，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人到中年浪得些虚名曾经风光无限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命运的魔杖，总是那么不经意地一点，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或者令你好戏连台，登上梦想的天堂；或者使你困厄丛生，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应该属于后者。尽管在这个忽晴忽阴冷热不匀的年份，我有许许多多应该铭记在心的人，和不该淡忘的事，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钱老师。
钱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我和他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尽管生活在一座城市里。那年5月的一天，我在公共车上意外的看到钱老师，和师母正相偕着走在街上，就一阵惊喜，到站后赶紧跳下车返回去，拦住了钱老师夫妇，问：“钱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是……”钱老师不假思索，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他显得意外又激动，忙向师母做介绍。因为过去经常去他们家，师母也认识我，就很高兴地问我这问我那的，好像十年的时光并未冲淡什么，我们的师生情分浓郁如昨。临分手时，钱老师给我留下了他家的电话，说：“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啊！”尽管我再三声称，有时间一定去看望钱老师，但是俗事繁多，又是一年匆匆过去，我连个电话也没给钱老师打过一次。
由于种种不便明言的原因，我本来就背运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常常到了日子难以维系的窘状。8月的一天，我要去外地却身无分文，原本要好的几个朋友已经都成了我的“债主”，我还有脸再找他们吗？最后，我突然想到了钱老师。然而，别说年近七旬的钱老师已经到了一个人“惜财如命”的年纪，就算慷慨大方吧，与我这个二十年前的学生十年来才在街上那么匆匆见了一面，并未有多深的交往，甚至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张口借钱，能给吗？而且，这年头“借钱”是一个多么尴尬多么难堪多么有损自己尊严也有害双方感情的字眼啊！但是，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去找钱老师。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径直来到了钱老师的家。对我的突然来访，钱老师夫妇显得非常高兴，忙着泡茶、拿水果。我抱歉说自己两手空空来，实在不好意思。钱老师说，你是我的学生，还讲那些俗套干啥？师母也说，你钱老师从来就不喜欢那样，这你也是知道的。
和钱老师闲聊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又有客人来了，我才不得不硬着头皮简略地讲了一下遇到的困难，并开口“借钱”。钱老师问我借多少？我说1000元就够了。“1000元嘛！我去给你拿。”钱老师就走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钱老师拿着一沓钱出来，递给我说：“这是1500元，你拿好。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捧着那1500元钱，想到这一年多来，自己由于种种失误和不测堕入人生低谷，每每遭人冷落、讪笑、拒绝和白眼，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钱老师肯定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就拍拍我的肩膀，以轻松的口吻开导我说：“谁不遇到点挫折和困难呢？记着，一个人幸运时不要得意忘形，失意时不要气馁沮丧……老师相信你会度过难关的。”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天降大雨，寒气袭人，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由于一笔物业费必须当天交清，我实在无计可施，不得已又打通钱老师电话。我说老师能不能先借二三百元救救急，哪怕明天我再想办法还上。钱老师听了，很干脆地说：“不要着急。1000元够不够？你现在就过来拿。”
那天的天气不算严寒，但是我感觉到了彻骨的冷，其实是心冷。冒着冰凉的雨和阴冷的风，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步行了4站路，虽然来到了钱老师家，却连上楼的勇气都没有。钱老师把钱拿下来递给我，像慈父一样地批评道：“你阿姨还让我叫让你上去呢！这么大的雨。钱你也不要急着还，先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努力工作。如果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行了。老师帮不了你什么大忙，但这点小忙还是有能力帮的。”
如果说现在有谁最值得我感恩，那就是分别十多年才重逢的钱老师了，因为他是我在寒冷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
寻找恩师
做记者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我高中时的钱老师。
读高中时，钱老师教我们语文。对于钱老师的人品和学问，我们都很了解，而且敬仰与钦佩。我们也从侧面知道，钱老师在学校一直受到挤压。为此，我们都感到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那时，钱老师正在报考“研究员”，每天见他课余饭后，总拿着一本书独自在校园像学生一样地念念有词。临毕业时，钱老师调走了。不过，据说走得不太顺利，学校卡住不放，实在卡不住就卡了两个月工资不给。
钱老师的个性，就像他那始终如一的腰板一样挺直，他也不拿扣发的工资就扬长而去，像一阵来去自如的清风，反而弄得学校哪些刻意整他的人，讪讪得毫无情趣。钱老师临行前，我去他家送他，他赠了一本《泰戈尔诗选》给我做纪念。
后来，我参加工作，趁出差去省城之便专程到他工作的社科院看望过一次，钱老师发福了。
后来，我写了两封信，钱老师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回复。
后来，我们渐渐联系少了，但钱老师的消息常常令我惊喜！比如日报上常见他的文章。他出版了专著。他的论文获“科技进步奖”……据说，在社科院他很受重视，生活也舒心，几无烦忧。
那一年，我应聘于省级政协报做记者，相对较关注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就租居在这座城市闻名的“科学院”。主任说，你采访知识分子最方便嘛！我自然首先想到了钱老师。以前，他培养过我，鼓励我走写作的路。现在，学生作为记者，采访一下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老师，也是一件人生快事。
我开始寻找钱老师。去他家已是十年前了，现在早记不清楚。我先找到社科院，人家说钱老师在“历史所”，“历史所”不在社科院楼上，却在“科学院”大院里。我跑到“科学院”寻找，偌大的地方找哪栋楼呢？肯定在新楼，我想。于是，专拣新建的豪华气派的楼房找，爬上跑下地钻了好几栋楼房，总想象钱老师正坐在一间窗明几净的研究室，专心致志地写他的论文，研究室摆满书刊与花草，令人赏心悦目。好几个人都指着一栋破旧不堪的老楼说，“历史所”就在那座楼上。
走近它，我又退回去，我不相信这座岌岌可危门前脏臭不堪群蝇乱飞的老楼上，会有一个研究所。我干脆到电话亭查询电话号码。电话打通了，历史所的一位女士告诉我，钱老师是专家，平时不坐班，就在家工作，去他家找吧！
我又跑到社科院宿舍楼，好不容易找到了钱老师的家。钱老师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说，你钱老师呀，嫌在家干扰大，资料又不全，天天泡在办公室，肚子不饿想不起回家。而且常常忙了就睡办公室。你还是去办公室找吧！
又返回那座被钱师母证实是“历史所”的老楼，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一步步登上残破不堪的楼梯。上了二楼，大白天的竟一片昏黑。我睁眼瞎似的摸索着小心翼翼地前进，正巧出来了一位女士，问我找谁？我说找钱老师。她说了句“也许在家吧”，却领我敲一扇门并高喊“钱老师，有人找！”
门打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果然是钱老师。尽管十年不见了，钱老师还是一下子认出了我，忙拉着我进屋。这是一间极其简陋陈旧的房子，天花板上泥皮吊拉在空中，摇摇欲坠。几个老式木柜里以及顶上塞满了书报，墙角地上还摞着几大堆。一张旧写字台上摊着正做的论文，墙边摆着一张小铁床，放着简单的行李。
钱老师似乎苍老多了，但气色尚好，一口浙江话仍不急不慢，问长问短。他向我侃侃谈起关于民族历史研究的话题，一发而不可收，还拿出一大摞书刊让我看。我终于憋不住地说：“钱老师，真没想到您就在这样的环境工作！”
“这儿挺不错的！”钱老师蓦然怔了一下，继而笑道，“地方虽破旧，但也安定，没什么干扰，正有利于做研究。”听说我为采访而来，钱老师忙说：“你是该多写些默默无闻工作着的知识分子，但千万别写我。我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赶退休前还是安安定定地把书写完，也算对得起我这碗饭了！”
从钱老师的“研究室”出来，我再抬头望着这栋破旧的老楼，感觉不是来采访，而是来接受教育。心里沉甸甸的，有点宽慰，却无法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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