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听我对你说(转载)3000字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庞大无比，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误入歧途。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我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着一位头发染成了金黄的日本女服务员。我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语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登机口上飞机。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BEIJING（北京）。”然后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我想，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
于是，我耐心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她似乎已经忘记刚才我问她的事情，而是直接接过我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他服务。我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我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她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又问，还是没有声音。而她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语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
她的脸上堆着谦卑的笑容。这时，我忍无可忍，我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我勃然大怒。我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
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我，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候就会装糊涂。”这使我我想起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我的机票时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我是去日本的大阪报道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我们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我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阪市的街头。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日本人不愿意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语。
在一家饭店门口，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拿出话筒，想对出租车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我怎么问他，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司机接过我付给的他的车钱，脸上一付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我想想，车钱一分不少啊？！
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阪的国内朋友听到被收录在摄象机中的这几句话脱口大骂！原来他说这两个中国的讨厌记者，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
日本以为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于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在国际组织中，有一个组织叫做“西方七国集团”，日本便是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一员。
当然，日本人最可恨的并不在于他们如何崇尚西洋，以及日本服务员和司机的那些恶劣言行。关于日本，最可恨的恐怕还是五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场战争以及日本人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看法。从七十年代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说的“添麻烦”到近来日本各届政府中时而冒出的某些关于侵华战争的狂言，从每年日本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到钓鱼岛上的日本国旗，一次又一次，日本人顽固地、一如既往地在刺痛着善良的中国人的心。
一九九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这一年的年初，《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名为“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的大型读者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
在被调查的十万多青年读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九的读者认为“日本”二字最容易使他们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这在多达十五个选择中位居榜首。在被问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最高一项选择是”残忍“，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
拿到这份调查结果，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被调查的读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点二岁，也就是说，这些年青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而且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是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出生的，他们对日本所发出的声音不仅让人吃惊，而且也是耐人寻味的。
《焦点访谈》栏目决定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这份调查制作一期节目，把中国青年人对日本的这些看法通过我们的媒介进行再传播。
另外我们还采访了一些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
记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在采访时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因为日本人不断地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当我问他，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个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就肯定是交不成了。”后来，我们把对这儿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节目的最后。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
根据这些，在考虑着一期节目的标题时，我想到了一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于是，那一期《焦点访谈》便以这样一个少见的标题播出了。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这一切，我却时常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
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然而，中国人也容易记仇。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相反，在日本却总是有些人兴风作浪，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甚至说是捏造的；说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干脆说亚洲国家托了那场战争的福，云云。如此这般，实在可恨。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能太顽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历史上有个污点，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因此而掩耳盗铃。我们要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拿出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的首相像当年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在我们的亡灵前下跪。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就意味着你们的“自虐”，然而，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议当年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吗？你们不是总要为二十多万原子弹下的冤魂鸣不平吗？你们不是还用各种仪式表明你们对和平的热切向往吗？那么，为什么你们就不敢承认当年的日本皇军曾杀害了上千万亚洲无辜的平民呢？日本军刀将中国孕妇开肠豁肚难道不是像广岛长崎的蘑菇云一样残暴可恨，令人发指吗？向往和平的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勇敢地面对一切，它也应该目光远大。然而，日本的顽固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去亚洲各国走一趟吧。去问问曼谷的市民、去访访新加坡的职员、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声，看一看有谁会认为那日本式九十度的鞠躬的后面包含的是真诚和善良？！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张狂。虽然借助与美国人的鼎立扶持，日本跃居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日货铺天盖地，席卷了全世界，也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虽然中国人民经过痛苦的思考，发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不能以此有恃无恐。“抵制日货”的口号并不是某一个中国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并不仅仅是例行的外交词令；围绕着钓鱼岛的愤怒也绝不像昙花一般转瞬既逝。记得小时候曾听过爷爷说：“不要小看日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小看日本人。然而，日本肯定小看过中国人。时间会改变着一切吗？我不知道。
朋友们：日本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并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并不是狭隘的民族情仇，而是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着他们的骄狂与阴险。我无意在此对这次江泽民主席对日访问时日本方面的种种恶劣表现作出评判，我只是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同胞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淡漠，对那段历史的遗忘而心痛不已。总结历史，有一句话我们应该记住：弱国无外交。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自己的责任，对自己，对生活，对工作，以及对自己的国家。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名字：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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