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卧龙客1600字
一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在大诗人李白留下的千余篇诗作中，我比较欣赏这首《南都行》。
这首诗写出了东汉陪都南阳之美，更写出了南阳人的豪迈情怀。
作为一个南阳人，没有理由漠视这种诗心的召唤。
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云台二十八将故乡都在南阳，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更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诸葛孔明、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谋圣姜子牙等，因此李白过南阳时题诗《南都行》，心情该是多么兴奋和自豪啊！
他写南阳的青山白水、人杰地灵，实为借卧龙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怀古之幽情，发黑夜之火光。追思先贤，联想身世家国，内心愤愤不平；针砭时弊，寄托志向抱负，哀叹怀才不遇。诗人情怀之深沉，眼光之独特，行文之酣畅，全在这朗朗百字的滴滴心血里。
当一首诗容纳了作者独立的思想感情，它便不再是单纯的分行文字了。它将诗人的命运及诗的“弦外之音”紧紧交融一起，诗情便确立于自由意识之上。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光芒，就在于人格的独立。一首重塑诗人自由智慧和独立个性的诗歌，无疑是一座闪烁着人性灵光的精神高峰。不忘使命，勇于担当。这座高峰，以清新的气息，清扫着腐朽的封建糟粕之气。
怀着这样的一颗心，去品味李白的伤愁，去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一个伟大诗人踽踽远行的背影。
说句心里话，当我每次读到全诗的最后一句时，声音是低沉的，酸酸的，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大唐诗仙啊，如此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平生以“卧龙客”自喻，尚且哀叹自己怀才不遇而愁鬓斑，何况我辈乎？！
一口气读完，竟觉满脸汗颜。
二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十三首。其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收入李白在南阳留诗三首。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李白避难八年，当时着述，十丧其九。今所传之《李太白全集》，真乃“泰山一毫芒”（韩愈语）也。就李白的性格和他的睿智，李白在南阳的华章诗篇远远超过今人所能见到的篇章。
据考证，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时在春，现存李白在南阳所存诗篇中《南阳送客》、《送友人》、《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三篇都是抒发与崔宗之的情感之作，崔宗之是杜甫所作的《饮八仙歌》中的“八仙”之一，是李白的铁杆朋友，乃宰相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好学，与李白以文相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第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期间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公元730年，三十岁的李白，赴长安谋求出路，以期实现其政治理想。在《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中说：“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说明李白入长安取道南阳。
在《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说：“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指其初夏时节登途。初识南阳，诗人被南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景物和人文景观所感动，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和《游南阳清泠泉》三篇华章。
在《南都行》中，诗人颂扬了南阳“舟车秦楚，襟带南国”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楼、紫陌、甲第、青山的富庶繁华的都市风貌。
诗中李白还以诸葛亮自喻，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我推测，当时雄心壮志的李白，一定认为自己也具有诸葛亮那样安邦济世的管、乐之才，也能写出“临表涕零”的华章，但没有人像刘备那样“三顾茅庐”不辞劳苦真心实意去造访，更没有得到“受先帝托孤之重”般的厚望，于是感叹世风日下、不为人识，想到功业未立，瞻念渺茫前途，内心当然不是滋味，遂有“愁鬓斑”之怨，也是人之常情了。
南阳着名的风景区清泠泉，位于蒲山东边的丰山。李白在《游南阳清泠泉》的五言诗中吟道：“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诗中显示，置身如此绝妙的胜景，诗人从早到晚恋恋不舍，面对山上潺潺的西辉流水，感慨无限的游子之情，直至空歌望月，才踏着日暮和阵阵的松涛之声而去。
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三十二岁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漫游两年之后，满怀愁绪地返回安陆，途中李白第二次独来南阳。在一个秋高气爽、月圆风清之夜，李白一人在南阳东门外河堤上独自沉吟赏月时，邂逅了年轻的齐国公左司郎中崔宗之。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第二天崔宗之便邀请太白赴菊潭宴饮，宗之赋诗寄怀，并赠送一张极为珍贵的孔子琴作见面礼。崔宗之的诗中写道：“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此诗中之“华池”即上诗中之“菊潭”。
在南阳结识这位潇洒美少年崔宗之，是李白毕生难忘的一页。崔宗之不仅同李白在南阳游览纵酒放歌，还陪同回归安陆的李白在襄阳探望孟浩然，拜谒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韩朝宗，意在托韩荆州推荐李白出仕。这次活动虽没有成功，但李白对崔宗之却充满感激之情。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白陪同崔宗之返回洛阳，途经南阳，与宗之话别。《南阳送客》、《送友人》当是这次话别之作。
《送友人》是李白在南阳最得意、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首五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从该诗的行文初衷、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境看，应属李白创作于南阳白水之滨的五言名篇。这个观点，已是诗坛不争的事实，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太白五律之结构，当推此诗第一。”
三
那么，当时的南阳与京都长安都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呢？
《南都行》中如此形容：“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
喜读唐诗的人都知道，李白生活的时代是大唐最为兴盛的阶段之一。他到南阳当然不只是为了旅游，恐怕更多的是希望结交一些朋友，为前程做一些铺垫。而作为帝乡汉都的南阳，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二十八宿（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故乡都在南阳。这一脉相传的贵族圈子，恐怕也是李白不敢轻视的主要原因。或许，那时候的驴友李白并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后在有关他的其他记载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他到南阳后，大概并没有马上要休息的意思，而是首先拿出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应该是描画在绢纸上的，图画简单，粗略描述了南阳的地理位置。详细查阅南阳地图的驴友李白，对南阳的地理位置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三面环山，一水（汉水）贯境的南阳盆地景况，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老家——四川盆地富饶的成都和梦中的蜀山。这也让驴友李白，对南阳平添了几份好感。
在南阳停留的间隙，李白这样的大唐第一愤青，大唐第一才子，大唐第一驴友，走过千山万水见多识广，也不得不承认：南阳人才辈出，不能小瞧轻视！
在这里，作为很想从政并试图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驴友李白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帮助勾践复国成功，携美引退的陶朱公范蠡；一个是被秦献公以五张羊皮买下，后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70多岁的老奴隶百里奚。
这两个人都是驴友李白的榜样和楷模，缅怀偶像也是驴友李白行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阳结识这位潇洒美少年崔宗之，是李白毕生难忘的一页。崔宗之不仅同李白在南阳游览纵酒放歌，还陪同回归安陆的李白在襄阳探望孟浩然，拜谒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韩朝宗，意在托韩荆州推荐李白出仕。
这次活动虽没有成功，但李白对崔宗之却充满感激之情。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白陪同崔宗之返回洛阳，途经南阳，与宗之话别。《南阳送客》、《送友人》当是这次话别之作。
《送友人》是李白最得意、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首五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送友人》是李白创作于南阳白水之滨的五言名篇，是诗坛不争的事实，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评论家认为：“太白五律之结构，当推此诗第一。”
作为杰出驴友的代表，李白看到街上行走的南阳美女，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以伟大驴友的寻色找美特质，想到了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婆阴丽华。这个有着玉一般色肤美女，曾经让未当皇帝时的刘秀大发感慨：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哪个文人骚客不风流，更何况大唐第一驴友李白！
可能是因为南阳美女众多吧，驴友李白在南阳呆了好多天，最后总结出来南阳美女的一些特征：皮肤细腻温润如玉，面庞娇艳红润，唱歌声音清冽动人，跳舞艳丽却自有质朴特色。虽然驴友李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总结，给以后人的启示，但是南阳美女色艺貌品俱佳的特征却随着文字流传了下来。
旅游不仅仅是走走看看，更是一种良好的交际方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一千多年前，聪明的李白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实际上，他不仅明白“读书行路”的道理，而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身体力行倡导和践行“书旅路线”，一路看世态炎凉，品人间冷暖，很有点“侠客行”的味道。
我们可以想见，当驴友李白回首南阳，感受到不枉此行，在南阳有许多“诗外”收获的时候，一定会小小地激动一下。
后来，他从南阳到了洛阳，而且结交了很多朋友，提高了知名度，获得了愉快的心情。“只应守寂寞，知音世所稀”，这是李白在洛阳见到杜甫后，写出的刻骨铭心的诗句。所以我推断，李白这个时期的惆怅，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曲高和寡”。就像有人所说，
优秀的人物总是孤独的。
李白因为仙风道骨而孤独，诸葛亮何尝不是如此？要不，他哪儿来的“临表涕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愁肠百结的文人志士。忧愁本是一种情绪，但在文人志士的笔下，却赋予了忧愁更鲜活的意味。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李白抽象的愁绪与南唐后主李煜笔下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豪迈与婉约的不同情调，这与南宋着名女词人李清照笔下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以及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所表现的受压抑、遭排挤、报国无路的痛苦，对南宋朝廷的讽刺与不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你看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到而今历尽艰辛“识尽愁滋味”，浓愁淡写，重语轻说，无限感慨化作“天凉好个秋”！
读着，是满眼的凄沧和无奈，仿佛身临其境，让人能真实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气候，正在发生恶劣的转变，危机四伏，暗流汹涌！
当然，古代文人侠客心中所喷涌的“忧愁”，最可爱的应该是那些字里行间渗透的“家国情怀”。如，陆游的《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位卑未敢忘忧国”，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相近，虽然自己地位低微，处江湖之远，但是从没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这种“忧患意识”一旦上升到家国层面，就显得风骨凛然和境界高远了。
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细细品读这些“多愁善感”的文字，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民族跳动的脉搏和心灵。不管是强劲还是微弱，都是个体生命在遭受不公或危难时的一种本能爆发。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感悟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白的《南都赋》，对我们了解一段历史的背影和碎片，相信会有更多的启示。
四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李白在南阳的这些日子，并没有闲着。实际上，他每天的“活动安排”应该比他诗中描述的都忙。
不但骑马到红阳城（笔者推测，当时的“红阳城”可能是现在南阳的红泥湾或者镇平)走了一遭，而且在白河边还进行了狩猎活动。按照这样的描述，李白估计也参加了烧烤，并喝了不少酒，抒发了自己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郁闷心情。
从一些诗文描述推断，李白喝酒的地方应该在卧龙岗附近，在这里他参观了诸葛武候祠和简陋的草庐，吟唱了当时文人中比较流行的诸葛亮经常唱的歌曲——《梁父吟》，哀叹自己年华逝去而功名尚无进展的不得志心情。
所以，我们说驴友李白这趟南阳之行，应该是一次收获颇大的旅程。
透过一百个汉字，在韵律有致的时光中记载下了一个城市的绝世风华。这也让驴友李白，在众多大唐驴友的天空中闪烁着别样的风采。
是夜，读李白《南都行》，随手敲字，独游千年前的南阳，也算游记。
1980年7月，研究人员在渠县土溪镇（原天井乡）一村民住房内，发现一通题为《游南阳清冷泉》的明代李白诗碑。此处原为唐初始创的名刹南阳寺（又名南阳阁）。南宋绍兴中(1131—1162年)守关指挥徐明舍地扩建。明代正统(1436-1449年)初，云游僧果仙在此住锡，鼎建层楼，后兵毁殆尽。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县侯承垿又重建，但今无存，只留后殿，土改时分给农户，此碑因补壁才得以保存。
寺庙清代楹联云：“门外浅滩头，许多舟子渔翁，黄昏夜伴西岩宿；寺中深密处，幸有高人逸士，青莲句题南阳碑”。
“南阳其诸葛庐乎，着马足车尘，不闻刘先主冒雪三顾；西望惟释迦像耳，考苔碑藓碣，重在李谪仙寒潭一吟”。
明代李白诗碑青砂石质，无碑额，弧形碑首，高1.7米、宽0.88米、厚0.15米。发现时已断为三段，但拼拢无缺。文作草书，11行351字。右三行录李白诗，字径8X8厘米，中部跋语7行，字径5X5厘米。最后一行落款，字径6X6厘米。现藏县历史博物馆内。
李白诗云：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
此碑刻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浴佛日（农历四月初八），书者为邑侯高则腾，文字笔势流动，狂放中有潇洒，整体布局星汉横天，一气呵成，把握住王羲之用笔特点，颇具功力。
《渠县志》中有邑侯高则腾《南阳寺》诗一首：南阳滩上前朝寺，李白微之已赋诗；挝鼓进舟明月夜，逢僧话旧晚风时；半空音调松巢鹤，满地文章草卧碑；遍访村居人去远，一声清笛到江涯。
经对石刻字迹验证，此诗与刻李白诗碑时间差不多。
史书记载，唐元稹、郑谷，宋彭公仪，明张三丰等曾流寓渠县，元稹《南阳寺》诗云：“渠江明净峡逶迤，船到明滩拽稔迟。”清人王来遴《题南阳寺》有“太白有诗题翠壁，微之乘光到禅房。”
阎自新《访南阳李白碑》：“本是当年放逐臣，醉中落笔耀星辰。龙飞凤舞颠狂字，宕水巴山世代春。”
雷沩谦《访南阳李白碑》：“大雅消沈几度秋，重门残碣慰心愁。诗尊唐室雄无敌，吟到谪仙迥不犹。古阁应添新气象，荒台仍续旧风流。堪悲此日南阳水，一片文光万古流。”
渠江从流溪乡绕过一大湾，又西流回到土溪镇与李复乡交界处的南阳滩前南阳寺，李白等多位着名诗人在此留有墨宝。可惜，渠江和南阳寺随着世事变迁，已不复存在。
如今，我们也只能从先人们遗留的诗文中去重温旧梦了。
五
历史上的汉唐，是代表中国几千年民族兴盛的两个高峰。从古到今，世界上很少有人批判汉唐时期的中国，中国的史书典籍中也无相关记载。唐诗精神的豪迈、浪漫与庄重，与汉赋的大气、厚重与高雅，在精脉传承和文化意义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和朝代所能比。
因此，只要谈到“汉唐雄风”，人们就能出口成章，立马说出几个熟悉的人物名字来，“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就是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名鼎鼎、满腹经纶的文人志士，无不对国运民生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理论上，与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居安思危”同出一辙。
史学家钱穆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受迷茫与惶恐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
这么说，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白写作《南都行》的初衷了。
现在，我们就认真地看看李白笔下那个令人“愁鬓斑”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吧。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弟在南阳卧龙岗一带务农。亮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不以为然，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相信他的才干。人称“卧龙”。他与当时的荆州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有结交。黄承彦曾对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大意是，听到你要选妻，我家中有一丑女，头发黄、皮肤黑，但才华可与你相配）”。
诸葛亮应许这头亲事，立即迎娶她。当时的人都以此作笑话取乐，乡里甚至作了句谚语：“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当时，刘备依附于刘表，屯兵新野。后来在一次拜访司马徽时听过他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意思是，那些儒生都是见识浅陋的人，岂会了解当世的事务局势？能了解当世的事务局势才是俊杰。此时只有伏龙（诸葛亮）、凤雏（庞统）。
后又受徐庶推荐，想徐庶带他来引见，但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人可以去见，不可以令他屈就到此。将军宜屈尊以相访）。”
刘备便亲自前往拜访，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刘备便叫其他人避开，对诸葛亮提问道：“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现今汉室衰败，奸臣假借皇命做事，皇上失去大权。我没有衡量自己的德行与能力，想以大义重振天下，但智慧、谋略短小、不够，所以时常失败，直至今日。不过我志向仍未平抑，你有没有计谋可以帮助我？）”
诸葛亮遂向他陈说了三分天下之计，分析了曹操不可取，孙权可作援的形势；又详述了荆、益二州的君主懦弱，只有拥有此二州才可争胜；更向刘备讲述了攻打中原的战略。这篇论说以后便被称为隆中对，而刘备听后更加大赞，于是诸葛亮开始仕于刘备。刘备常常和他议论，关系也日渐亲密。关羽、张飞等都大感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得到水般，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等便不再抱怨。
关于卧龙先生的功绩，后世多有评说。
其中，最具权威而且有史可查的说法，《三国志》有非常可靠的论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袁子》：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刘备：“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司马徽：“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孟获：“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晔：“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徐庶：“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张裔：“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杨洪：“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马良：“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远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闭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
樊建：“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诅感神明。”
张温：“然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
司马懿：“天下奇才也！”
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中赞诸葛丞相：“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习隆、向充：“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
司马炎：“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傅干：“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郭冲：“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
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象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肺腑之言。
说句心里话，每当我读起这样的文字，心底就会发出自由衷的感动，不仅仅感动卧龙先生的那一份忠诚，而是感动于那烫热的真实情怀。《出师表》不长，这是诸葛亮北伐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也是他临行前的一个交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绝对是一篇导源于生命的文字。
生命源于一种托付，这种托付构成了诸葛亮人格中至死不渝的忠诚。现在，我们把它让流芳千古的经典美文来读，而在当时，它只是诸葛亮舍不去、放不下的真情厚意，是他心底回环吐纳的沉重。
所以，我们说《出师表》是生命的文字，是记忆的符号，它在危难之秋完成了涅盘，长出了风骨，于是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愈磨愈亮！
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手捧起这篇文字，仿佛还能看见这位殚精竭虑的老臣，清癯的脸上所透出的关切和焦虑。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诸葛亮的“三诫书”。诸葛亮曾写有《诫子书》、《又诫子书》和《诫外甥书》三篇，简称“三诫书”。细细品味，概而言之，其主要意义在于劝诫“学”、“行”、“志”、“酒”四个方面。寥寥数语，无不镌刻着南阳崇文、明德、尚礼的历史烙印，穿越时空，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学”、“行”、“志”之诫，仍可作为修身处事之良训，践行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之鉴言。
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诗圣杜甫在《蜀相》一诗中的千古绝唱，也是为诸葛亮发出的哀歌，与诗仙李白的“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就妙在，区区十余字道出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据说，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死前曾吟杜甫此两句诗。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不仅仅是诗人的文笔好，主要还是卧龙先生的高风亮节起了“文心雕龙”的作用。
这里，笔者综合了一下所收集的民间观点和专家意见，对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概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着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据说着名学者梁漱溟每谈到诸葛孔明，都很动容地说，平素最崇拜诸葛亮，他欣赏诸葛亮的谦虚谨慎，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计谋，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别人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我觉得，此言有一定道理。
依据是，我们纵观诸葛亮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一生，会惊讶地发现，老先生是新秩序（蜀国）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东汉）的改革者，既有理想又有蓝图，为蜀国发展、光复汉室指明了路线和方向，尤其是在治理蜀国方面，是那样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在当时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社会背景下，他在总结两汉（东汉和西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选择，为社会时局、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诸葛亮务实精神的体现，堪称“千古楷模”。
后来，诸葛亮之所以走上“神坛”，其原因是社会需要典型：统治阶层需要一位忠臣，普通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学士需要一位代言人。
七
史载：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
诸葛为何“好为《梁父吟》”？是感叹明君良臣相知遇之难！乐毅有管仲之才，一遇一不遇。管仲得遇明君，青云而直上，立下盖世之功！乐毅不遇明君，功业中道而废，避祸他乡，终老他国。哀哉！
诸葛亮少年父母双亡，巅沛流离，青年时，他看清了社会的黑暗面，隐于隆中，以吟唱《梁父吟》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三国志.诸葛亮传》
《梁父吟》是汉代乐府篇名，也作《梁甫吟》，格调多凄凉悲壮。但我们很想知道，诸葛亮版的《梁父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曲子？卧龙先生，包括诗人李白先生在内的许多文人高士，为何要对这样的乐律情有独钟？
梁．沈约《梁甫吟》云：“哀歌步梁甫，叹绝有遗音。”晋．陆机《梁甫吟》云：“哀吟梁甫巅，慷慨独抚膺。”目前，从仅有的一些文献史料看，诸葛亮改制的《梁父吟》新曲内容虽不可确知，但其乐律大约有以下一些不同于《梁父吟》旧曲的特点：首先肯定的是，这是一曲感怀伤情的乐律，李白诗云：“梁甫吟，声正悲”；“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父吟”。杜甫也有诗说：“哀丝千古心，得兼梁父吟。”从这些诗句推测，一个悲字，一个哀字，应是诸葛亮版《梁父吟》乐曲的一个特点。
诸葛亮的《梁父吟》全诗如下：“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有心用世，忧心被谗也。
全诗用意在“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力能排南山”，以表三士之勇，是实。“文能绝地理”，以表三士之才，是虚。虚实并举，以表勇士之美，杀之可惜焉！“二桃杀三士”，事在《晏子春秋》：相国晏子路过勇士，三勇士不以礼。晏子向王进言，说是勇而无礼，后恐致乱，不如趁早杀之。并向王献策，即此“二桃杀三士”之法也。
诸葛亮有感于此，实乃忧入世之危也，故常为吟咏。所以必察刘备之诚，三顾而后成行，谨慎如此。否则，若半途被谗而死，岂不是半生心血枉费，一生令名全丧矣！
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大唐驴友，李白在伟人面前也觉得自惭形秽。当然，政治上不太成熟的李白，在这些声名远播的前辈的家乡，肯定不只是来发幽古之情的。毕竟，政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李白先生游走宛城，为何发出“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感叹呢？他的《梁甫吟》（“甫”与“父”乃通假字）在表达着一种怎样的情怀？他的诗意与卧龙先生的情怀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看来，当时李白心目中的“卧龙客”，是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士”的观念，当然喜欢在诗歌创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正如陶潜所言“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的相互撞击中，“卧龙”形象不断演变发展。
这里，我们再看李白的《梁甫吟》：
长啸梁父吟，何日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逞雄辨，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蓬。
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我辈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我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
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
梁父吟，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臲阢当安之。
读罢，感觉与诸葛亮的《梁父吟》是不是各有千秋？
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据考证，这首诗可能是李白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时的作品。作者通过吕尚、骊食其等的故事和一些神话传说，表达遭受挫折的愤懑以及期盼明君知己的愿望。全诗纵横跌宕，变幻惝恍，淋漓悲壮。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首言钓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叹己之不遇”。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此是大诗，意脉明白而段落迷离莫辨”。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太白此诗则抱才而专俟际会之时”。
我们通过对比，已经明晰地感觉到，诸葛亮所作的《梁父吟》，写春秋时齐相晏子“二桃杀三士”事，通过对死者的伤悼，谴责谗言害贤的阴谋，而李白这首“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的立意。
因此可以推断，此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极有可能是写在“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之时。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当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
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西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
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像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
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
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
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
权奸们像恶兽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像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
诗意象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
在现实的生活中，难道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
李白斗胆用“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的故事告诉世人，有才能的人往往会受到猜疑，明明摆着剧孟这样的能人而不用，国家的前途确实不堪设想了。
这一段行文的显着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
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功。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
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我们知道，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但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八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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