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日本中学生的一封信1600字
日本中学生:
你好!
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你们知不知道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也许你们不知道吧，现在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３４万同胞伸冤。在南京审判（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梅奇牧师、贝德士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但是，“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１9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至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０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３月４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
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同时，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
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受押待刑之际，向花山信胜教授忏悔说∶“南京事件，可耻之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已经离这个事实很远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这场悲剧再次重演。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记住：樱花虽美，勿忘国耻！
中国中学生：汤志鹄黄鸿杰
200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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