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的内因与外源探究

临近毕业了，大家的论文写好了吗，下文是公民教育的内因与外源，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从大历史观出发，则对其合理性有所认知：忠君、尊孔一方面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使然，男一方面，当时英、德、俄、日本诸列强，无不是君主立宪，皇帝犹在，中国完全可以效法，改而良之，将改革的成本降至最低。以上五点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教育宗旨。其中的“尚公”被许多学者谓为中国公民教育之滥觞。中国近代学制的设计者们精准地切中中国人只重私德私利的要害，认定唯有对人民进行教化，方能聚民成众，扭转国运。尚公教育是要培养民众“视人如己，爱国如家”的公德。但若严格而论，彼时之尚公教育与公民教育还相隔甚远。

一则是“公德”仅限于忠孝节义等传统封建道德;-n公民教育的内容远不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清末尚公教育的滥觞却无意中给常人造成一个曲解，即将公民教育等同于公民道德教育。好在，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的倡导者和设计者对此予以及时矫正。

如果说救国图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是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的内因，那么欧美曰等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近代思潮则构成中国公民教育的外源。正如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所道“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一批眼光超前的启蒙思想家致力于阐发公民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康有为19xx年发表《公民自治篇》一文，提出对公民的见解：“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日公民。”“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梁启超也利用《新民丛报》阐释他的“新民说”，与康有为观点相似，他认为公民的重要特质是政治自由，享有参政的权利。

康、梁二人的公民学说对民国的宪政制度架构产生深刻影响，其认识深度甚至超越后来人。五四运动时期的公民教育思潮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多少是受康、梁的指引。曾任《教育杂志》早期主编之一的朱元善请专人将日本教育杂志中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系统译介过来，并化名“天名”，结集出版《公民教育论》。对外语是门外汉的朱元善却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精髓，为公民教育正名：“唤起国家观念以矫正冷淡国家之弊，使之对国家有献身奉公精神，对自己有自营自主之力，此乃公民教育之意义也。”

除中国学者的努力之外，一些国外学者的来华访学也为公民教育推波助澜，最知名者莫过杜威。杜威在华两年期间，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堪称多角度全方位。杜威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其次才是个人主体性的弘扬。

1920年，杜威在上海浦东中学以“公民教育”为题演讲，从学校即社会的教育哲学进行推演：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做一个良好的公民。良好的公民须具备三种资格：在政治方面，能辅助政府，为国家谋公共利益;在经济方面，谋个人利益，也谋公共的福利;在社会方面，能与人为善。(《杜威在华讲演集》)

因此，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的公民教育思潮脱胎于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并因杜威的中国弟子如陶行知等人倡行而蔚为当时中国之一观。严格而论，公民和公民教育虽系外生概念，但并非绝对移植自西方并追随西方学者的结果。

民国初年公民教育的倡导反映了当时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以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理念为理想，建设新国家的良好愿景。公民教育的思想萌芽可溯至维新改良运动，与中国有识士人的自我觉醒，面对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主动求解有着内在关联。

上文是公民教育的内因与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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