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内阁制度

古代内阁制度（通用3篇）

　　历史的长河总是滚滚向前进的，在13世纪曾经雄霸天下，傲视群雄的蒙元帝国，终于在14世纪滚滚的农民起义当中，进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势力从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称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一般，人们都知道，它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试图纠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来，前代的话，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为明显与致命的弊端就是关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元朝的统治者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深重程度丝毫不比元朝统治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逊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当中，多次涌现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权臣，数量之多，危害之大，远胜于历朝历代。且对皇帝来讲，手底下有这么些个权臣在侧，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体验。

　　蒙元帝国的浮雕

　　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元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将相权分割成无数块，使其相互牵制，彼此制约，将裁决大权交给皇帝，皇权得到加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元朝人，特别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选择废弃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经验，而去另辟一条新的道路——废除三省，保留中书。

　　传统的中枢权力结构

　　自唐朝以来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结束，曾经三省长官彼此牵制，互相制约的情况的确不复返，彼时唐宋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终结。仅仅只有一个中书省便直接等于给予了宰相一家独大的好机会。

　　有鉴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加强君主专制。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王朝有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这些统治者，被宰相操纵成一个可怜的橡皮图章。朱元璋的办法是一劳永逸的将宰相制度废除，胡惟庸则作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替这个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划上了句号。

　　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

　　杀了胡惟庸，废了宰相，朱元璋还立下祖训：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说恢复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谋反罪当场诛杀这位奸臣。

　　明朝的皇权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朱元璋用自己强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无数条人命，贯彻落实了自己加强君主专制的决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拦这一目标的，立斩不饶。

　　朱元璋执政时期，朝臣们更像是他的奴仆们。对于奴仆，没必要给予好脸色和好待遇，他们之间的关系贴近私人隶属，嫌弃大臣上的奏章字数太多，听烦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齿。在这种情况下，中枢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着不可一世，实际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蚂蚁。

　　为奴为婢的大臣

　　唯唯诺诺的大臣与杀伐果断的君主，是这一时期，洪武年间朝堂上的常态。更不要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还试图侵入他们的私密空间，获取臣下他们最隐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够蹲在房梁上，将这个大臣吃的菜肴，都画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视皇权，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权上，自己说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权独尊。

　　大明的永乐皇帝作为朱元璋的亲生儿子，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虽然说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对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强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权独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画像

　　所以永乐皇帝不但恢复了老爹曾经的锦衣卫坐探，而且还特别新设了东厂，皇帝对朝臣们依旧是像对待奴婢一样。以身犯险亲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胆敢阻拦，这还是他父亲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权独尊的做法。但此时已然有一些变化：与父亲朱元璋不一样，永乐皇帝，并没有朱元璋那种勤政的活力，很多时候，既要忙着打蒙古，又要忙着处理任务，他觉得很烦。

　　影视作品当中的内阁官员

　　于是他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内阁制正式形成。内阁制随后就像一头怪兽一样，极速发展，仅仅十数年之后，就开始在民间有“权比宰辅”的说法，不过对此内阁成员们倒没有哪个不开眼到直接奏请皇帝恢复宰相制度，他们低调的行使着自己的顾问权力——唤作“票拟权”。

　　古画当中的大明官员

　　时移岁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的时候，内阁的“阁老”们虽无宰相之名，却都大有宰相之实，皇帝反而成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六部，越来越多地被内阁班子明里暗里把控着。而如果翻阅从永乐正式启用内阁制度到嘉靖年间的历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话，会发觉一个极为诡异的情况正在发生：除了永乐与嘉靖，中间的皇帝竟然一个赛一个的短。

　　历代大明皇帝一个赛一个的短命

　　暴毙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风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连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细看他的两次鬼门关遭遇：皇帝所处的卧室突然起火，怪异的是，皇宫侍卫宫娥宦官若干人，竟然无人敢救驾，最后还是发小去救的人;一帮宫女打算刺杀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寝宫附近居然没有一个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为宫女打了死结并没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据内阁制的发展轨迹——永乐以后，内阁职权渐重有目共睹，虽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书，也始终不曾成为中央一级的法定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但是从最初只是皇帝顾问秘书性质的机构，一跃而成为权比宰辅的存在，仅仅花了两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杨辅政，距离永乐设置内阁仅仅过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统、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阁老们的任命方式再度发生较大变化：永乐时的阁臣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仁宣时期，阁臣也大多数由皇帝特简任命，在正统以后，越来越多的阁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简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举的德高望重之人，这无疑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这种无视皇帝中旨的情况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谓“弘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

　　自有了渐渐形成定制的廷推选任后，曾经的那种以特简入阁的方式也就逐渐为士大夫们非议，且为舆论所不容，接受特简的大臣，基本都会遭受朝臣的鄙视，鲜能久安于位。这背后反应的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如果对照此时明帝国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风寒，太医们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难看出，在文官集团的飞速膨胀下，当年朱元璋绞尽脑汁斩杀的宰辅结构再次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皇权的衰变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了。

　　古画当中的内阁官员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权的空虚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教科书当中说的有明一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这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与明朝中后期皇权的衰变并不矛盾，因为君主专制的深度和皇权集中的程度较之前代，确实因为宰相制度的废除而变得有极大的改善，然而这种高度的集中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晚明的时候，天启皇帝落水死亡，崇祯皇帝则为财政所困，背后反应的都是大明皇权的衰败。

　　历史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儿》的原话：

　　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绸沙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与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

　　清朝内阁制度是清朝时期实行的内阁制度。清朝入关之前，后金(清)中央机关无内阁。清军入关之后，清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沿袭明朝内阁制度始设内阁。然而，内阁在清初成为定制，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时共二十七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终于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充满权力之争而又复杂的反复过程。

　　清朝内阁的主要官员定为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均为从二品。内阁大学士自定为正一品后，遂成为有清一代的官员，犹如历代的宰相，地位极为尊崇。每一大学士均有殿阁头衔，如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被尊称为“中堂”。

　　清朝也承袭明朝的票拟制度，但是内阁的权力愈来愈低。特别是雍正帝时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

　　确立制度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谕令故明官员说：“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原明内阁等中央机构，原明官员也获留任，与满官一体办事，由诸王管部务，中央政权机构迅速运转起来。六部尚书初由满员担任，汉官只能任侍郎。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陈名夏等六人分任汉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实行满汉复制，此后成为定制。但在清人“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权归满人”，汉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尔衮虽明令原明内阁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但其时重要本章的票拟之权并不在内三院，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力争恢复内阁的票拟之权。多尔衮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冯铨、洪承畴等原明降清大学士，意在将内三院的职掌恢复到明内阁的票拟大权，多尔衮表示同意，这在实际上沿袭了明朝内阁制度。然而，票拟不到一年，多尔衮即认为，“凡陈奏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往往误事，于是决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员奏章不再经由内院大学士票拟。所奏与六部无涉者，如条陈政事、外国机密、奇特谋略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于是，票拟之权又形同虚设，这表明了清初统治者不愿有一个靡不所领的权重内阁，惟恐大权旁落。同时，也与当时内三院及廷臣中汉官南北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顺治时期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受多尔衮宠信的冯铨被要求致仕。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书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后因陈名夏案被革职。汉官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间的矛盾杂糅在一起。

　　顺治帝亲政后，“好汉语，慕华制”，“求贤图治”，不顾满族贵族的反对，重用汉官，北人南人兼用。顺治十年(1653年)，陈名夏、冯铨先后复秘书院大学士、弘文院大学士任。顺治帝谕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等，将亲考翰林官，以其文之优劣定高下，以备用，于是南北之争又起。冯铨于召对时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陈名夏曾讥笑北人说：“北方之习喜于抄旧，喜于好用不可读之句与字。”认为“可笑可怪至此”!又说：北人“入署官人，强言谈文，盖足非笑”。冷嘲热讽，认为北人不学无术，却又不懂装懂，“强言谈文”。陈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南北之争势同水火。顺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让，说：“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可他却以冯铨之言为是，对陈名夏心存一定戒心，这是因为陈名夏曾入东林党的缘故。

　　内三院汉官大学士及其间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内部矛盾纠葛在一起，使总领百官的内阁难于形成定制。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华制”的顺治帝“斟酌往制”，使名义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销毁三院旧印，仿明制，改称内阁，满文称为多尔吉衙门。另设翰林院，满文称笔帖黑衙门。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之低，正说明清统治者还没有把内阁置于总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学士权力过大。

　　改制分化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去世，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满族贵族中保守势力执政，以顺治帝遗诏中有“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为由，宣布“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又恢复内三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及其同党后，于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继顺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稳定。雍正皇帝即位后，内阁中的满洲大学士仍拥有较大的权力，继续与议政王大臣遥相呼应，“承旨出政，票拟本章”，严重影响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稳定。雍正帝在与坚持“议政制”的满族亲贵的斗争中，以“紧急处理西北军务”为契机设立了“军机处”，终于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至此，大学士成为清朝高品级的文官，犹如历代的丞相。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他们的职责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按其应有职权，并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学士所兼殿阁为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是：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定员每殿阁满汉各二人。礼亲王昭梿说：“文皇(皇太极)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国史，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十五年，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大学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时任军机处章京的管世铭在其《鹤半巢诗集·序》中说，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内阁实际职权自清至乾隆间的递变，正如《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所说，“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清末时期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旧内阁被撤销。接着，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成为君权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在当时，皇族内阁令全国舆论大哗。直接导致了国内反清情绪的高涨，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责任内阁”。十六日组织新内阁，以梁郭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故事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体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过自己的小日子，整个天下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

　　伟大的周公，用这套理论维护了周朝近800年的统治，也为后来震古铄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看上去严丝合缝、间不容发的理论，到了春秋时期怎么就轰然坍塌、支离破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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