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将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其后沿革至今。      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在资产阶级新兴势力与颓废的封建势力激烈搏击中，迸发出的自由的理念之光。在此纪念之时，我们可以回顾更远一些的历史。      14～17世纪初，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1517年10月，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1789年至1815年，法国大革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911年辛亥革命；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结束）；1917年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开展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中国中产党成立。从1924年1月起，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大钊即牺牲于该年）。1927年9月，秋收起义。      从那以后到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经过22年艰苦奋战，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在大陆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最普遍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回顾历史，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信念，使得无数牺牲者无惧无畏，前仆后继，令人民战争的海洋淹没了美蒋军队和列强们。在那22年中，多少英才牺牲，多少生灵涂炭！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代价，是我们今天不应忘记，并应深刻反思的。为什么100多年来，只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直用鲜血书写的？正是因为我们缺乏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文化、思想和知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积累，因此在短时间内，只有对立的革命（积聚所能聚集的所有的社会力量，形成一个破坏的洪流），才能冲破不合理的社会牢笼，才能建立新政权——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维，乃是中国革命现实中能够存活的唯一思维。我们理解其合理性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其隐藏的历史的无奈。      然而，在成功建立政权以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思想/知识的基础，国家的建设发展仍然要依赖于过去是革命领导者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地位以后，随即将建设共产主义当作全国迫切的目标来实现。在其后三十年内，在执政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法上，始终没有走出建设共产主义的光环——而这个光环，无论是在其发源地或其他各个国家，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事例。尤其在50年代后期，实行了在思想意识上的强制统一（这正是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沿用阶级方法思维，依靠对立和斗争来取得发展和控制的手段的必然结果），极大地压制了个体的创造力，在从未消失的中国封建文化因素的作用下，使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一度沦落为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压抑局面，经济也当然更无可避免地陷入危机。这段历史的教训，更值得我们深思。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抛开思想意识领域的争论，正视个体的理性因素，在中国实行了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农民家庭成为基本独立的经营个体。事实证明，在农业范围内的这一改革，虽然仅仅是“放”这么小小的一步，就解决了农村生产低效的大问题。成功的社会治理并不一定复杂——这是市场经济原理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功实践。      然而，同样的简单承包思路，从80年代到如今，在国营企业的改革遇到了重大失败。在缺乏制度管理能力的社会里，少数个体出于个人利益的追求行为，使得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迅速萎缩，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在20多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民营企业家的阶层。由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这应当说是近年来最令中国人感到高兴的事情。      在纪念的时候，我们容易想到成绩。近年来有很多文章宣称中国是处于一个盛世之中。然而，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不能陶醉于这样的盛世之中。因为就在不远的历史中，我们就有这样的教训。在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数字：      “秦始皇以后，中国出现过三个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朝康雍乾盛世。三个盛世都是1000年出一个。康雍乾盛世从17世纪中叶贯穿到18世纪末，长达134年。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提供了一个数字：“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全欧洲也才23%。”问题是，盛世最后一年是1795年，鸦片战争爆发是1840年，从世界第一到落后挨打，时间仅隔45年，这太邪门了吧？但另一组数字更加邪门：从康雍乾盛世的1795年，到甲午战败的1894年，不到100年，中国工业产值从占世界32%降低为6%，下落26个百分点！”      为什么盛世转为危世，仅用了45年？我们大多数人会说因为当时缺乏一个能够带领中国走向世界的政府。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政府。政府是由国民组成的。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带领数以亿计的国民往一个目标奋斗，并能够使整个国家能够走在世界强国的前列。西方国家的成功在于，他们的政府乃是一个中立的政府，一个尽量不干预民众的政府。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使个体在公开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奋斗，才能使得整个国家获得最大的发展。在清政府时期，出于对政权颠覆的担心，统治阶级利用执政的便利条件，对思想和行为方面进行了极大的禁锢，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对世界发展、新兴科学的无知和忽视，在短短数十年内从强国迅速沦为弱国。      正视中国的现实，我们发现，历史正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我们已经徘徊了一段时间。一些人要往左，一些人要向右，少数人希望向后。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在中国的现实中去思考——如何向前？这不仅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治家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它涵盖相互勾结的方方面面问题：      我们的市场和制度仍然很不完善，这使得我们的经济缺乏良性的竞争环境，一些经济可以利用非自由竞争获得的优势得到迅速发展而大部分经济并不能如此成功——如清朝末年一样；我们的企业在与国外同行的竞争中还往往只能利用一些人家不用的要素和手段才能取胜；我们在附加价值高的生产力领域的话语权还很少，对于很多领域未来的发展我们仍要仰人鼻息；我们大多数国民仍生活在低水平的小农经济中——这些经济上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使得我们的周围仍布满了虎视眈眈的列强，他们一方面热烈地赞扬着我们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在给我们下绊子、放泻药并等待着我们的问题发作，以便乘机坐收渔利。在知识方面，我们的思想、学术界仍处于半垄断状态，百花园里面还不是什么草都能长。同时现在很多的花草很多是洋品种，并不根植于中国大地之上，而且数量和质量都很不足；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过去影响我们的封建文化在当今仍然充满活力--缺乏独立、顺从大于原则、缺乏人文关怀、注重成功结果而忽视过程道德性、注重个人得失而忽视群体利益。在政治方面，我们的企业家阶层无论是在整体数量、社会治理能力还是公民素质上都很薄弱，他们还不足以担负国家政治的重任。我们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构成仍处于懵懂之中，既不能胜任参与，也不善于监督。我们的政府仍然在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控制着太多--资源、制度和行为，而这种控制正是以上问题的根源--使我们的不足之处难以得到改善。      这些都是面临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回顾中国共产党过去的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一直是一个善于打败对手的政党，更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并勇于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民为国的政党，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所在。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万里长征，从延安整风到三反五反，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并非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中国共产党总能走回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值此成立84周年之际，在缅怀前辈共产党人的光辉业绩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继前二十年发展的道路，面向国内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改革开放，并找出一条建设小政府的道路，建立和维持平等的竞争秩序，让十数亿的国民在充分自由和公平的环境下，创造更大的经济、文化和科学价值，让中国在和平的改良模式中得到伟大复兴。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及84年来为中国复兴事业捐躯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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