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人性手抄报图片

　　

　　一个时代的文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面貌，唐代的文学是大开大豁的；宋代的文学是柔和优美的；蒙元的文学裹着浮华而又俚俗的，明代的文学是日常而又生气勃勃的；满清的文学是忧伤压抑的。

　　《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四大古典名著”，在讨论《西游记》前，首先请允许笔者对“四大古典名著”之说做一点小小纠正。因为我们对“古典”、“浪漫”、“现实”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类似于文盲一样的误区。

　　古典一词的意思，是指某种经历长时间沉淀后具有足够历史传承的规范，而一般人对时间久远的事物习惯性冠于“古典”之称谓。譬如唐代的律诗、绝句，宋代的词，都是具有严谨格律规范的诗歌形式，这种规范经过千百年历史沉淀后形成，它们可以被称为“古典”诗歌。又如西方文艺复兴时的戏剧，严格遵守“三一律”（在同一天、一地叙述单一情节），可以被称为“古典”戏剧。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求孩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许糟蹋粮食或是吃剩饭；很多人的思维中，男子要能担当有勇气，女子要淑静；这些都是古典精神的体现。

　　而上述提及的四部小说，并不具备某种历史上公认的惯例式规范，它们仅仅是年代久远而已，是以不能称为“古典小说”，只能叫做“古代小说”。

　　《西游记》写于十六世纪，在同时代的西方，《堂吉诃德》问世。十六世纪的明王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开放政策，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西方事物传入中国。在思想界，源于儒家的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在全社会伦理观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然而物极必反，从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推导出来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到了十七世纪早期，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否定君权和尊重个体自由的思想言论；民间出现规模化私营业主和职业雇佣工人；朝野出现了依靠相似或相同政治观念相连结的政治集团东林党，而非自古以来那种靠利益和裙带关系维系的利益宗派集团。

　　这些欣欣向荣的气息似乎意味着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变化，一场火山爆发式的文艺复兴也许将在中国兴起。《西游记》在这种氛围下诞生，它和过去的文学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过去，文学以描绘英雄人物为目标，有些甚至仅仅在讲述一些让当时世人觉得新鲜的故事。而《西游记》开始将笔端指向普通人。

　　先看它的形式，会发现《西游记》和《堂吉诃德》在形式上存在惊人的相似。它们都由一个个互不关联场景构成，所有这些场景构成一场宏大远征；主角进行他们遥遥无期的远征，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细看却又是漫无目的的；每一个场景的情节和他们远征的最终目的好象不存在什么关系，而所有的一切努力却又都为了这场远征的最终目的；情节围绕两位个性对立，而又形影相随的主角展开（前者是孙悟空和猪八戒，后者是唐吉诃德和桑丘）；两对主角进行远征，孙悟空和堂吉诃德都是为了一个形而上的目标，堂吉诃德为匡复骑士精神，孙悟空为报答唐僧令他重获自由之恩，决定不辞辛劳艰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骑士精神；而桑丘和猪八戒的目的却是绝对形而下的，桑丘跟着堂吉诃德是为了混口饭吃，猪八戒也一样。

　　《堂吉诃德》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西游记》却没有这份荣幸，中国很不幸，政府的腐败导致满清入关，大量工商业主被劫杀，施行闭关锁国政策和严酷的思想钳制，满清毁灭了一切进步的萌芽。中国失去了进入现代的第一次机会，其后的中国文学也与现代文学无缘。

　　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他的生活必定是某种形而上精神和形而下需求的结合体，人一生都在这二者间徘徊，于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性，也形成了个体人格中各种各样的侧面。譬如一个人，他的朋友有困难，他想要尽全力去帮助朋友并从未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回报，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但他又想自己吃得好穿得暖，过得舒适安逸，不惹麻烦，这是一种形而下的需求。所以当朋友有困难时，不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性。有极少数人选择绝对形而上舍死为友，有极少数人选择绝对形而下无动于衷，而绝大部分人则介于二者之间，或多或少对朋友给予些帮助。孙悟空和猪八戒二者精神上相互对立，存在上又形影不离，有时甚至很和谐地相互惠及对方，昭示了人性之复杂。这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孙悟空堪称是位英雄，猪八戒有时也有英雄行径。但和过去文学作品中那些英雄形象不同，过去的那些英雄都是在为英雄而英雄。譬如《水浒传》中的人物，作者先设定好一个“好汉”模子，然后照着这个“好汉”的模子去填充出一系列“好汉”。而《西游记》中则不同，作者先设定的是一个人物孙悟空，这个名叫孙悟空的人物，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顽皮、胆大包天而又机智，这都是他与生俱来的本性，深深植根在他潜意识深处，使得他的一切行为都被这些个性支配。然后按照这样的个性，将孙悟空放到不同的场景中去表现。当他按照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行动之后，才从他的行动中得出他是位英雄的结论。而在《三国》、《水浒》以及更早的作品中，某个人物刚一登场，就知道他是英雄或是狗熊，并且这些作品中人物往往只有英雄狗熊两种。

　　在这个颇为冗长的开篇之后，现在请各位与笔者进入正题。所谓文学人性，是个包容甚广的概念，在形式上几乎不可定义。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在内涵上可以明确定义的确切的概念。没有人性观念的小说，是在讲故事，取悦于人；具备现代性的小说，是在刻画人物形象。

　　在中国，人们习惯性将小说甚至整个文学当成一种消遣性的娱乐读物。在小说刚刚起源之初，它似乎也的确如此。譬如澳洲的毛利人有一种介乎于原始诗歌和原始小说的口头文学，内容大概是：一只青蛙在池塘唱歌，鳄鱼要来吃它，于是青蛙跳到树上，吓飞了一只山雀；山雀飞到天上，看到老鹰在头上飞着，它便躲进草丛；草丛里有一条蛇，蛇在追赶一只老鼠……

　　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无聊透顶，连三岁小孩也不会对之感兴趣的东西，毛利人却乐此不疲。这大概就是人类古代小说中链式结构的由来。

　　到了十九世纪，现代人进入澳洲，一位英国学者深入毛利人地区，他给毛利人讲同样的东西，但在其中加上很多形象刻画内容。譬如将他将鳄鱼形容为冷酷无情，连只小小青蛙都不放过的暴君；把山雀形容成胆小怕事，连青蛙都害怕懦夫；把鹰形容成英俊矫健的战士……毛利人为他所说的如痴似狂，有时哭泣，有时欣喜若狂。然后毛利人开始接受这位英国学者关于家庭生活、生产等方面的现代观念。比如，不要打小孩，否则你和那条冷血的鳄鱼有什么区别呢？而在之前，毛利人认为打小孩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此事证明，艺术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者，必然先是一位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倡导者。而反过来，人们往往是先接受艺术的创新，才接受思想和观念的创新。

　　毛利人的例子启示我们，小说需要源源不断的戏剧性冲突使其延续。但对于古代作家而言，由于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创作空间有限，很难保证作品中戏剧性的延续，所以古代作家发明了链式结构，象串糖葫芦一样将许多中短篇串成一个长篇。而小说又必须具备鲜活的，似乎就在身边可以找到的人物形象，才能赢得读者。

　　《西游记》一共由四位主要人物外加一大堆各色神佛、妖怪、凡人构成。另外还有一位类似于万用补丁一样的白龙马，哪里情节出现裂痕就用他来补。而这四位主要人物中，唐僧的存在，仅仅具备一种象征意义，他永远是位被绑架的人质，要么被妖怪绑架，要么被美人绑架。沙和尚的存在，是为了在悟空与八戒外出执行任务时，负责留在基地里保卫唐僧或者看守行李。《西游记》中真正的人物只有两位，即形而上的孙悟空和形而下的猪八戒。

　　悟空是位理想主义者，或者说象征人性中理想的一面，他身上具备理想主义的一切素质。从刚遇上唐僧的一刻开始，直至到达西天，这场远征自始至终，他的思绪和精神一直是一贯的，没有丝毫改变。而八戒是位市井之徒，或者说象征人性中犬儒的一面，他身上也具备犬儒主义所有的特质。在刚刚离开高老庄时，他非常不情愿，也非常不坚定，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想要半途而废，要么闹着回高老庄，要么想要到哪给人当女婿；随着远征渐渐展开，离高老庄越来越远，他渐渐忘了高老庄，并非他变得坚定，而是尽管前行不易，回去亦是路途遥远，不过，回头虽难，一有机会，他也不忘寻些风流韵事，譬如他曾变成一条鲶鱼精，想要调戏洗澡的蜘蛛精们；等远征接近结束时，他似乎开始变得坚定，因为快要到西天了，那里有个正果等着他，观音许下的正果，对于他来说，比到哪里当个女婿更具有利益上的价值。

　　八戒一边取经一边寻风流韵事，乃是一种眼前利益最大化的哲学。由于价值观不同，风流韵事之类的事务也因此而被区别开，对于市井之人，它属于利益的一部分，而对于理想主义者，则属于情感的一部分。唐僧是一代高僧，表面是看似不食人间烟火，但当他被女儿国王“扯住”，听见“俏语娇声”，也“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作为一个人，面对“赛过西施”的女儿国王主动追求时，无人不会心动。也就是说，作为理想主义价值观最忠实的执行者玄奘，他和市井之徒八戒所渴望的幸福生活并无二致。八戒没有得到这种幸福，是因为自身素质有限，无法追求得到。而玄奘却毅然离开了女儿国，因为心中有某种更强烈的愿望，更为强烈情感支配了他。理想主义者并不否定市井的幸福观，但他们心中有另一种令他们感到更加幸福的生活。或者说，在他们心中，幸福分为多个层次，追求理想是最高层次，为了最高层次的幸福，他们可以舍去其它，甚至其它层面上的幸福都变成对应的不幸，都再所不辞。理想主义者而言，他所难以接受的，不是艰难险阻，甚至不是生死之间的抉择，他无法接受的是不能被理解，自己的付出被当作恶行或者无聊的把戏，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幸。所以当唐僧无法理解悟空，认为他滥杀无辜时，他甚至背弃诺言回到花果山。而市井之徒则很少考虑未来，他们需要考虑的是眼前究竟是否有利可图，或是眼前的祸患，哪一个更轻一些。当孙悟空的助手，一起去除妖，其实八戒非常不乐意，但只要悟空喝一声“打二十孤拐”，八戒马上就会和悟空一起动身。需要他去做苦活脏活，必须诱之于利，或者给他一个更加不利的选择。

　　无论理想主义者，或是市井之徒，他们都是人而非偶像。在悟空的潜意识深处，他并不愿和玄奘一同远征，因为那仅仅是玄奘的理想，而非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回到花果山，去过自由的生活，去和他那些一同生长的猴伴们在一起，有难时保护他们。但他虽然几次回到花果山，却发现自己并不象以前一样心安快活，因为他欠着玄奘一个承诺，在这个承诺的阴影中，即便生活在自己最为魂牵梦绕到环境里，也无法得到幸福感。是以一旦八戒或是沙僧前来请他回去，兑现承诺的责任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很快就回到玄奘身边去了。而八戒也并非只知唯利是图，某种特定的环境也能激起他内心中豪气，或者触动他的悲悯。比如当他听到黄袍怪肆虐的消息，立刻变得豪气干云，挺身而出。不过市井之徒的这种情绪，只是一时冲动而不能持久，遭到挫折之后，他会迅速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经历得越来越多之后，他就自动放弃了这类选择。这是市井之徒和理想主义者最大的不同，理想主义者的追求是形而上的，挫折对他来说是一种经验，他会不断反思自我，为下一次的挫折做充分准备，自身变得越来越趋于完美；而市井之徒只有形而下的需求，挫折对他而言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灾难，他也会不断地总结自我，但他的总结是为了逃避未来的挫折，自身变得越来越油滑。

　　我们所接受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们：那些气质独特，或者气质典型的人，似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我们所能听到的宣传中，如果出现一位独特的人，那么似乎他的一切都是独特的。譬如某位传奇的战斗英雄，他自小就在每一个细节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是位无可挑剔的完美形象。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缺乏一种对“真实”这个概念的崇拜或者说信奉。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那些看起来似乎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物，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选择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来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局面。我们经常犯很多比我们的先人要愚蠢许多的错误，譬如看见一个人，他面对日常事务时和我们一样，就认定这个人会象我们自己一样处理那些特定情况。以至于当他表现出某种传奇性行为时，认为他是否是源于不正常，并且否认那些行为的传奇性。因为我们似乎已经认定，英雄必然是高大全的，并且在为了崇高的事业牺牲着自己；而事实却是：如果谁真的表现出高大全，并宣称自己在为崇高的事业牺牲，那么此君大概早已朽不堪言。当然，这种现象到了现在已经不那么明显，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又诞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似乎试图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高尚的东西，一切都是唯利是图的。没有英雄，没有理想，那都是放屁。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们所接受的满耳都是英雄和理想，除了英雄和理想再无它物。这是现在对过去的反动，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确，英雄和理想在我们的社会极度匮乏，并且那些被宣扬出来的英雄和理想基本上都是严重失真的。社会在迅速从绝对理想主义向绝对犬儒主义迅速转变，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无疑都是令人极度悲伤的，因为二者都严重失去了生活的真实。在过去，堂而皇之地将一切包装成高尚，将所有的正常现象打成卑劣；在现在，一边继续包装着高尚，一边又堂而皇之地将一切卑劣视为正常现象。

　　孙悟空无疑是位英雄，尤其是在经历五行山下五百年之后。但翻遍整部《西游记》，我们很难找到他有过什么大义凌然的时刻。有一次唐僧被抓，他得知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我那老和尚已经四十六岁，经不起多少折腾，马上找他去。”他的逻辑和普通人对待年长者的逻辑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一位二十六岁的人和一位四十六的人一起上路，那稍有素养的人，都不愿让四十六的人拿更多的行李。孙悟空和很多人的不同在于，为了同样的逻辑，他愿意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

　　再看看《西游记》里的市井之徒，尽管现在有很多人宣称自己喜欢猪八戒，甚至有女子认为猪八戒是《西游记》最值得嫁的人。但在现实中，估计不会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和猪八戒（长相除外）式的人物朝夕相处。没有人真的愿意自己的同伴甚至伴侣是位贪图蝇头小利，好吃懒做之徒，除非他很愚蠢。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虽然当他需要同伴时，会帮着同伴算计；一旦不再需要同伴，他就会回过头来算计同伴。偷吃人参果被擒后，悟空和镇元子约定：放悟空走，去寻找救活人参果树的方法。连受害者镇元子都信任悟空，八戒却对唐僧说：悟空是要把他们甩了自己脱身逃走，让唐僧念紧箍咒不放悟空走。猪八戒的这种表现令人非常不齿，但是在《西游记》里，猪八戒确是得到同伴认可的一位。同伴们从未因他的各种不是之处就给他穿过小鞋或是甩过脸色，没有排挤过他，没有把他视为低人一等。

　　这就是整部《西游记》的精华所在，这就是作者有意或者无意向人们宣扬的一种新观念。如果他是无意的，至少也能断言作者本人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才能将《西游记》写成这样。假定在作者的观念中，猪八戒这样的角色应该被天经地义地被否定，那么《西游记》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观念，我们的古代文学一直在围绕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斗争展开，双方各自隶属一个阵营。如果君子的阵营里混入小人，那这个混入者要么被驱逐或清理，要么就是他将君子阵营颠覆。如果小人阵营中出现君子，那这位君子要么以悲剧收场，要么叛变加入君子阵营。唯有《西游记》中，才有各色人等为同一个目标或者同一个命运不离不弃的壮观场面。

　　世上没有圣人，只有一个个最真实的人，人们既不该自命为圣人，也不该以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他人，更不要指望会有圣人出来救世。和一个市井之徒，同样可以融洽地相处，同样可以合作；艰巨的任务，是靠一些普通人的努力完成，因为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普通人，所不同的，仅仅是生存的观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这种思想都具有灯塔一样的启蒙意义。半个世纪后，顾炎武和王夫之的哲学里出现了将这些观念总结成理论的论著，数千年来“内圣外王”的儒教伦理观念核心遭到了颠覆性挑战，可惜的是，满清入关，这一挑战未能延续下去，并且数百年来此类观念的书籍一直被作为反清理由查禁，收藏这些书籍的人被抄家斩首，以致最终成为被忽略的领域。满清一朝，出现了无数比先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老谋深算的政客，却没有出现一位思想家。

　　当我们回头反思自己历史的时候，几乎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我们的祖先比我们做的更好，想得更远。其原因也许很简单，可能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加市井，更加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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