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1600字
滚滚红尘，世事变迁。从哇哇落地到现在，我走过了大半个人生。转头回望，感慨万千。而今记取七个五年除夕，缀人生记忆的珠玑，录悄然而过的时代的影子。
75年除夕。五岁是童年的中心。那个冬天，有此生再不曾见过的大雪。即使在长江上游百多米高的亚热带丘陵山谷之间，实行轮耕的水田里也结满了厚厚的冰。中午的年饭我们饱了眼福口福。眼福是我们三个孩子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手枪。那天，在别人家的地窖里躲藏一月有余的红色派司令的姑父悄悄溜到我家，满脸胡茬的他一手握枪，一手端杯，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警惕地向门外张望，手枪黑森森的枪口冒着萧杀之气。也难怪他那么紧张，当时，当地得势的造反派正在到处捕杀他。口福是饥饿的我们不但吃到了白米饭，而且几个月不沾油腥腥的我们吃到了肥肉，个个嘴巴油叽叽的。全家几乎是饿着肚子过完那个冬天的，国家供应的几斤红糖，东北运来的苕干和菜饼，是我们一冬的食物。那顿年饭终于让我们撑饱了肚子。吃饱后我和哥哥就去冬水田里滑冰。每家都有几个娃儿在那里玩，满田里都是瘦猴一样蹦跳的孩子，热闹非凡。我们把四脚的凳子放在冰上，人坐上去，别人用力一推，人随凳子滑出去几十米远。如果用石头砸开厚实的冰，可以捉到鲜活的鲫鱼。那年之后，再没有经历那样的低温，再没有见过结那么厚冰的冬水田。
80年除夕。我10岁。家里有了地，我们一家七口基本能吃饱饭了。妈辛苦养了一头猪，交给国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就那么几十斤，要管一年。那样的年月，吃肉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妈节俭地计划着日子，除夕的饭桌简单寒碜：一碗猪头肉、一盘猪尾、一碗肥肉，然后就是大白菜、萝卜什么的。好在每年生产队的堰塘都打鱼，每家都能分到半斤八两的鱼儿三、五条。所以桌上又少不了有碗鱼汤。享受有鱼有肉的年饭，我们几个孩子吃得摇头晃脑，乐不可支。那一年我特苦，苦得我少年老成。爸在外，哥去山外的中学寄宿，爷爷老了，两个妹妹太小，家里就妈一个劳动力，不大不小的我就自然成了半个劳动力。我考进了中心校的尖子班没能去，因为太远，不能帮家里的忙。放假或放学后，我得帮妈做饭、扯草、挖地、背灰，有时还下田秧，上山打柴。就是在上课时，下课后也要担起看山的任务，看是否有人在生产队划定的柴山里偷柴。虽然山上光秃秃，但因为燃料奇缺，那上面长出来的每株草都是社员家里炉灶里的柴火。有时妈在学校附近挖红苕，我还得在下课后的几分钟去清苕上的泥土，等上课铃响时才往教室里跑。特别在夏天栽种季节，遇到下雨天气，因为要抢季节，我来不及请假就得随妈一起去地里栽红苕苗。
85年除夕。我十五岁，已上中学。梦依稀，记忆依稀。衣食温饱基本解决，除夕的年饭不再重要。但农村年饭之后换新衣的习俗仍旧盛行。那个除夕，我穿上了绿色的上装和绿色的军裤，还挎了一个绿色的书包，因为感觉跟上了潮流，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时的城里，大裤脚的喇吧裤正在风行，时髦的年轻人足迹所至的的街道，后面扬起一片尘土。
90年除夕。我考进了中专。虽然50元钱的学费差点卖了一头猪，但那年除夕暗自得意。我终于跳出了农门，再也不用在泥泞的土地上踉跄前行，从此永别了苦不堪言的岁月。意气风华的我在除夕之夜也成为一个思想者。我想工人与农民的位置也许可以互换，我想大米也许可以私营，我想街道上跑着的车辆也许可以随意收钱载人，我想不名一文的美女也许可能成为经济。当时，这些现象有的是天方夜谭式的遥想，有的也已初露端倪。
95年除夕。我已在长江边的一个乡镇工作。除夕的前一天，我买了一条十多斤重的长江鲶鱼，和未婚妻用竹杆欢天喜地抬回家。哥在外工作，妹妹在外打工。年饭的物质意义不再强烈，除夕成为漂泊四方的儿女与父母聚会的日子。年年有鱼，大年的精神意义更加丰实。除夕之夜，依旧思绪乱飞。我从事的农税征收工作，走遍了千家万户，看到了农民的饥寒冷暖。几千年的传统税赋格局，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贫富不均的农民对征收农业税有千差万别的行为，有的积极守时，有的软拖硬抗。我在想，土地既是他们的衣食，有时也是他们的拖累，国家是否有朝一日能松开这套在农民脖子上几千年的枷锁，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
2000年除夕。随同移民新城的建设，我进城了。迷离的灯火，如织的车流。小家庭的除夕，温饱无忧，如同三百六十五日的每一天。年饭可有可无，但精神大餐却不可或缺，那就是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台晚会用厚重的广大的欢乐感染了普通生活着的每一个中国人。晚会后这个城市此起彼伏升起了璀灿的焰火，我在欢乐的汪洋中升腾起另一种困惑，为什么工资越来越高，钱却越来越不够用？半夜辗转，茅塞渐开。服饰的品位，吃品的多样，居住环境的变靓，通讯的便捷，交通的方便，悄悄地掏走了我们的钱包。当我们打电话、坐出租，在外洗洗脚、搓搓背，喝喝咖啡、逛逛歌厅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已悄然发生品质的变化。我们的钱不够用，是因为市场化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细胞，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利时必然为它支付费用。
2005年除夕。户外活动成为城里人的时尚，农村生活成为都市人的向往。这一年，我们回到老家过年。因我和哥都住城里，老家的房屋长满野草，已经废弃。我们住在堂兄家。农村人气萧条，但每个家庭的经济基础却显著厚实。不征农税了，土地的补帖多了，外出打工的活钱也不少，家家都有几万或上十万元的存款。食靠地出，钱靠手挣，又早就实行计划生育了，他们家庭负担小，生活压力小，幸福感远远超过都市人。堂兄家的年饭相当丰盛，城里的饭桌上有的他们都有。但这里水是自来水管导来的泉水，菜是地里才采的，鸭鱼肉全是鲜活的，农家全部用上了液化气。连同我们到堂兄家的，还有住城里的党兄，大家杯来盏去，吃得闹闹热热。吃过饭我们上山一游，退耕还林的山上积了几年不割的草，树木葱茏，我们看到了这里从没见过的野。经济上去了，环境变美了，现在农村人也好象过起了神仙过的日子。当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离和谐社会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生在走向盛世的中国，是我们的幸运。千秋家国梦，此时正在圆。以五年为期，用生平作证，我拙笨的笔触也许难以记述下一个除夕。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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