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
在哈佛演讲后,我有几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个感想:“财富权”往往决定“话语权”。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XX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看了这句话,由不得要问:中国生产力创造的黄金时代是落在哪个区间了呢?它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国际上的发言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财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人类历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东半球,东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个漫长时代,古中国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由于时代所限,祖先们没怎么在国际上发出过声音。
接下来的“屈辱近代史”大家都了解了,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所在的每一国,都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垫高了自己的“脚跟”一一最早的掠夺者大英帝国自不必说,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说,就连此前追随中国几千年的日本小兄弟也“回刀屠师”,用大清帝国的巨额赔款充实了百年维新的底子。
从这个意义上追本溯源,我们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长城”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砖头”砌成的!那时,被人一只脚踩住左肩、另一只脚踩住右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切肤痛感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
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财富创造最快的时期。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我们可以说:中国在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它过去3XX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一一这,正是我们今天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赢得国际“话语权”最为根本的路径!
第二个感想:远离战争,也要拒绝“斗争”。
美国的崛起,与一战、二战“腥风血雨”都未在其本土上是有关联的。
哈佛大学的传奇,从源头上讲,也可以说是哈佛先生所捐财富催生出的灿烂奇葩。据介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过美国总统,他们是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总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一一经济与文化就是这样循环渐进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
为啥?战争,人死物伤,减法;和平,国泰民安,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
为啥?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十白是硬道理。
第三个感想:“一穷二白”与“后来居上”。
在哈佛大学接受提问的时候,话赶话,赶出这样一个回答: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一一西方人过去已经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房子里的贵重物品,他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许多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购买力就旺盛。
毛泽东说过,一穷二白也有一穷二白的好处,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里好有一比:改革开放30年,这当中许多人曾有个“铁饭碗”,这是优势,似乎不用为未来发愁;但也是劣势,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另一些连饭碗也没有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饭碗”,于是,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富翁乃至杰出企业家。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励志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一一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与新的历史潮流有关。在互联网、信息化这个历史潮流滚滚涌来的时候,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一下子站到了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
我们中国励志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最有可能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把握得最准。
所以,还是我老说的那句话: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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