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查基于金融危机下的农地流转契机及其策略

　　1.1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结构的颠覆
　　源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在加入wto 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强劲增长，外贸依存度急剧攀升，1980年只有12.5%，XX 年达到65.51%，远高于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17%。与此同时，近10 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力量，而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远低于世界平均值76％[1]。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沉重打击就此成为了中国经济衰退的导火索。要尽快使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长久避免外部经济的剧烈影响,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以内需为主，然而，由于消费率长期偏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导致经济结构失调，一时难以形成围绕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格局。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完成从出口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改变经济对外依赖性过高的局面，重振市场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尚需时日。

　　1.2 金融危机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金融风暴来袭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受到重创，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大量的农民工面临失业和户籍的尴尬，朝不保夕，陆续返乡抑或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在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现状中，返乡的农民工毫无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又有农业补贴的激励，多数要求重新获得原有的那份分给自己的农地。荒废的土地重新拾起相对容易，但对于那些在先前外出打工时将土地转包出去，目前尚未到期或是已布满作物的农地，要求在此时收回难免有些困难，人地矛盾就此升级，纠纷激增。那些年轻的农民打工一族，他们缺少务农的经验，看尽了都市的繁华，体验了都市人的便利生活和多彩的娱乐项目，他们在失业返乡后面对大片的黄土地所表现出的意兴索然，暗自伤神和向往着城市生活的心情，促使他们又一次地怀着一线的希望在城市里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但多数仍是在温饱的边缘挣扎，成为游离于城市边缘的极不稳定因素。就此一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社会矛盾深化，以往隐匿其中的问题也在此时逐渐浮出水面，社会安定面临严峻挑战。

　　在《财经》跨六省市调研的一份失业报告中揭示了经济增长骤然失速下农民工生存图景：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XX 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进程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我们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以打工为主；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指农民获得各种政府补贴和土地流转收益、房租、利息等。20 多年来，中国农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长，主要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

　　XX 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4700 元，其中近40％为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

　　在江苏省，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3％。金融风暴刮来的经济下行，使得自XX 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9 亿多中国农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XX 年12 月对分布于全国31 个省（区、市）的2XX 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同XX 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农民务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降低28.7％；西部地区则下降13.7％。显然，农民的收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的总体消费水平，要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需要我们转变长期以来依靠外贸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以内需的扩大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源泉。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内需的拉动，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有专家指出，消费不振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仅以XX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 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14146.3 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1/4 左右，这正是我国内需薄弱的要害之处。所以农民的增收和农村市场的启动对农村乃至国家经济发展都寓意深远。

　　2 金融危机
　　背景下农地流转与农民工就业的矛盾与统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经过农村经济发展历史的证明，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和加入wto 后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经营体制下所暴露出的土地细碎化、不利于集约经营、科技投入和小生产对大市场等不利因素都要求加快农地的流转来改变现在的状态，向农业的现代化迈进，这也是xx届三中全会决定题中应有之意。

　　农业部曾经估算，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 万农村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鉴于目前农村、农业有限的承载能力，随着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及其它一系列优势效应的产生必然使得农民工将持续不断的涌现，这是由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这只劳动大军也将会长期的存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当前，要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搞活土地使用权流转， 激活农村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农地流转及其市场化是必经的途径。不可避免的，在农地流转的进程中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需要别的产业或是途径的吸纳。

　　另一方面，当前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自去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步履维艰，东南沿海出口外贸型企业的订单急剧减少，以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企业首当其冲，纷纷倒闭或裁员，在日趋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影响下，农民工失业现象变得日益普遍。原本借助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岗位，使得这一规模庞大的“富余”劳动力隐形于城乡之间不断地迁徙当中。此番经济突然失速，终于使他们以失业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照此比例推算，目前已有大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业返乡。

　　矛盾就此显现，一面是土地流转必需的劳动力转移的紧迫，转移渠道不畅，一面是金融危机下的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与否，留去两难。表面上看来，这两者针锋相对，不容协调，但实际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关键就是农地流转的方式及相关政策措施的跟进与农村大环境的匹配。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农地流转模式给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农地流转产生的效益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已不仅仅是简单、纯粹的农业上的高效，它能带动的农业产业的振兴、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农民增收的新亮点、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论是农民工创业还是再就业都创造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民的减少与转移反过来又会加速农地的流转和农民的增收，两者的契合点就是农地的适宜流转。

　　3 危机下的契机：农地的适宜流转
　　3.1 适宜流转的内涵
　　适宜流转包括四个层面的意思：适宜民心、适宜的流转方式、适宜的流转范围、适宜的匹配政策。首先，农地流转要适宜民心，不能搞强制，要因地制宜，顺应民心，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其次，流转的方式要根据我国农村发展的阶段，采用优势显着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农地流转模式；第三，流转的范围考虑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农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甚至较大的差距，在农地流转范围和方式上应避免盲目一刀切的做法，只有在当地农村生产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可循序渐进地有序流转；第四，流转需要适宜的政策，譬如促进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后加快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加大农村金融支持的政策和措施。农村的发展潜力无限，消费市场也很庞大，在金融危机来袭的当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增强我国经济实力抵御危机方面作用巨大。国家将政策和投资的重点向农村倾斜的情况下，农地的适宜流转有了总体迈进的有利环境，不仅表现为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在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借此变革的机会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以往经济发展模式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谓是危机中寻求稳定和增长，到达新的平衡状态的转折点。

　　3.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优越性及相关风险分析
　　几十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非农利用，土地价值大幅度提升。在这种状况下，土地承包关系变动频繁，村民的土地承包权及其收益很难以土地的实物形态确权到户。他们亟待寻找能更大限度地享受土地大幅度增值的长远收益。再次，由于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产品种植的专业化和区域化提出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需求，以往那种家庭分散种植的生产格局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村民迫切盼望一种能让他们分享专业化与土地规模经营收益的制度实现。正如戴维斯和诺思所说的那样：“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

　　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这样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即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户以自己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使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土地使用权则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经营。土地经营收益在扣除必要的集体积累以后，依据股权进行分配。

　　土地股份合作较之其它的流转方式，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有助于解决农村土地的确权问题。我们知道，我国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由于‘集体’的概念模糊，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虚化。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广大农户就能从虚幻的土地集体所有者摇身一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土地股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换成《承包土地股权证书》，使农民的土地产权更加明确，土地收益更有保障。能够有效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一般的，农民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获得收益主要是两部分：股金红利和劳动薪金。

　　与一次性拿到多年的流转费用相比，它有效避免了资金分散、大量闲置或被突击消费等对农民的长远利益没有好处的行为的发生。同时又可以集中资金进行生产性开发，并从制度上根本保证广大农民长期分享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收益，使得农民获得更多更长远的资本收益，实乃一项兼顾现实与长远的制度安排。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17 大报告提出了“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要求，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性变更的指导方针。将村级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产权明晰，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整合村里的资源，增强村级集体的经济实力，为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做好了铺垫。

　　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所占有的集体土地及资产，更应该推进其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既能进一步增强村级集体的经济实力，又能有效改善以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的局面。转制成本低，土地成本及其服务费用的内部化。从土地承包权“人人有份”的集体所有转变为土地所有权“人人有股”

　　的共同占有，无论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还是政策操作层面， 都没有太大的障碍，即转制的成本较低。其次，土地股份合作把土地成本转变为股金红利的同时连同其涉及的愈见高涨的服务费用一并内部化，不增加企业的负担。

　　一项制度安排总有它的两面性，土地股份合作也不例外，有其自身无法抗拒的风险。对于那部分仍以承包土地作为主要就业依托的农民群体，面对股份合作农企在市场运行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如何保障切身的基本利益，才能避免成为无地又无产的双无人员；对于部分农业企业主拖欠股金红利或务工工资，有的合同不能完全执行的隐患；又如何面对实行开放性的土地股份制（允许土地个人股权的转让、抵押与流动）的地区势必产生的土地股权村民持有不平等抑或为少数人掌控的局面。那么，奉着防微杜渐的原则，个人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加留意：加大力度建立覆盖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从赋予积极配合中央政策、热心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的农户加入低保的优先权开始逐渐发展为吸纳流转效益好的农户加入农村养老保险；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服务职能，只“监”不“事”，规范合同文本，把握入股企业实力，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定期抽检部分土地股份合作公司的经营效益，鼓励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以组织的力量制衡部分企业主侵害农户利益的行为；尽管实行封闭性的土地股份制（股份可以继承，但不允许转让、抵押、流动）不利于土地股份制向更高层次的推进，也不利于土地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更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就我国农村的现状而言，还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进程中，股权的封闭性在基本维持土地股权村民大体平等格局方面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 相关策略
　　4.1 劳动力转移渠道
　　提倡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点：一、以创业带动就业。知名“三农”专家谢德体就曾表示：“引导回流农民进行二次创业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多年在外营生的农民工多具有一定的资金储备和市场意识、掌握着一定的技能，若是能把组织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工作和鼓励大学生回家乡自主创业的工作结合起来，将返乡农民工的优势与大学生丰富的知识、掌握新技术的聪明才干进行优势互补，必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低端劳动力与高端劳动力的结合优势，也利于人力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的配置。鼓励采用股份合作的形式同时利用好国家及地方对自主创业的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地创出现代化特色农业企业。二、提倡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引进资本、技术，引入外来的高端农业企业进行一体化生产，抑或作为外地企业的原料生产基地，大面积规模生产。政府抑或农民组织（譬如土地股份合作社）需要做足引进资源的宣传工作，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植被等相关的环境信息，总结出本区域的农业优势或特色，避开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辅以政策上的优惠，增加企业来当地投资的吸引力。随着其它生产要素投入的追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也就逐渐带动起来。三、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和中小城镇工业园区的开发，促进就近转移就业。支持环保高效、就业容量大的乡镇企业发展，以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为引导，合理、重点开发中小城镇的工业园。以往当地的闲暇农民多愿意选择沿海的城市作为自己打工的地方性选择，许多中西部城镇工业园区里的企业常常处于缺工的状态。借此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东南沿海众多企业的时机，加快中小城镇工业园的发展，大量吸纳具有沿海气息、竞争意识较强的农民工为园区所用，借机调整城乡和区域间的经济布局，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城镇化水平，促使资金、人才和项目合理向内地中小城市转移，有利于合理经济布局的形成和农村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四、劳动部门加大针对求职农民工的技能提升培训，增强农民工的自身实力，减少农民工择业的盲目性，为他们重返大城市的打工生涯指明方向，做足准备。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给城市建设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加大城乡一体化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让他们在为城市的繁荣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有条件为自己赢得良好稳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4.2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途径
　　为了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农民的就业、增收，我们还应在以下若干方面多加尝试：首先要考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和增收潜力。
　　(1)努力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精细化水平，加快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业、生物质产业、旅游农业，譬如，从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农业观光园、农家乐到实现“城市农民”的市民农园—对广大市民来说，是一种集生产、运动、体验和享受田园生活乐趣于一身的生活方式，对部分农民而言，目前一亩土地的收入还不及盘活用地公司化运营时给的地租，而且还能获得其它劳务的收益，例如受聘在工作日帮着照看园里的作物，如此一来，有利于较快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所以深受市民、农户的欢迎，只是更适合于大城市郊区有选择性的展开。

　　（2）加大农业经济活动的市场参与率，实现生产高度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通过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增强农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和就业容量的扩大；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农企根据本产业特点，把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联合起来，建立共同的研究开发机构，着重解决本产业链上薄弱环节的技术攻关难题，以实现产业链的技术升级或重大技术突破。
　　（3）改变传统农业主要依赖资源投入的增长路径，加强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的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工业、商业理念在农业上的运用。
　　（4）大力提升农业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农民的生产投入成本，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其次，靠农村有限的产业吸纳农民就业毕竟能力有限，还应在向二、三产业转移上下功夫。而只有企业的效益能得到足够的保障，并能实现长远发展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促进打工农民的就业问题。通过发布信息、加强引导，支持社会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鼓励企业增加研发和技改投资。并行不悖地，注重对重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和重要产业基地的培育，通过这种集约式的发展改变部分产业“小而散”的状况，实现产业新的区域布局，从而避免结构趋同带来的恶性竞争，都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及对劳动力资源的稳定需求。

　　最后，注意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上，优先使用农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尝试着以各种方式增进农民的就业。

　　4.3 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
　　壮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的流动，各种市场的交易活动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密切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农地市场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制约作用，农村资源的流动终归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帮衬，扩大农村内需、提振农民消费更需要金融政策、实体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只有农村金融市场与资源市场相映益彰，伴随成长，农村的消费市场才能得以最终启动，农村的改革成效才能彰显，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农村的金融热点，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贷款问题。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农民一生拥有的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土地，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分享着集体土地带来的收益。但也正是因为集体产权的不完整性，致使农民在借贷时，普遍缺乏金融机构要求范围内的抵押物，再加上农户以往家庭经营的小规模性造成的需求资金分散和抗风险能力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资金流动迟缓的局面。

　　针对上述的不足，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的趋势和土地股份的兴起，个人认为首先应确权发证，例如房屋、林权证等不直接关系到农民口粮，又能进一步保障农民财产权益、让资源变资产的举措；第二，鼓励农民组织（譬如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蓬勃发展，便于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抗风险能力，避免信息不对称，减少农村金融机构的放贷成本和风险。逐步建立农民组织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重点发展信用贷款，尝试依据信用等级及财产性收入的多寡开展按揭还款，促进农村有限的流动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深入探索联保机制在农民组织中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方面所能发挥的独到作用；第三，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改进、创新金融服务和业务，开发适合农业特点的信贷产品，逐步完善农产品、农机具、所持订单等动产作为贷款抵押的机制，同时成立评定抑或必要时冻结农户动产的机构。

　　其次，在农业保险方面，我国的现状是，高赔付必然带来了农业保险的高保费，然而面对高额的保费又使大部分的农民望而却步。这样一来保费的渠道完善并拓宽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农户组织的层面看，土地股份合作的收益就能够动用集体的力量使农保得以实现，所获得的保障集体分享，从国家层面看，大可借鉴成都市政府XX 年出台的耕保基金的举措，通过对农民进行补贴的方式，在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同时，直接将每年耕保补贴总额的10%用作农业保险的补贴，金额的90%在到了指定期限时一次性发放到农民手中。如此，既不会给农民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大范围地提高农户的参保率。

　　5 总结
　　在金融危机的当下，选择以加速农村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新一轮经济发展突破口，蕴含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遵循着我国农村现阶段的特点，针对面临的困境，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全国范围循序渐进地施用土地股份合作的流转模式，并行不悖地加以政策利导流转后的产业发展，在带领农民走上另一条充分就业、持续增收的富裕大道的同时引领我国产业的转型特别是农业向着现代化的大阔步迈进。众所周之，我国农村拥有欧洲一般多的人口数量，随着农村土地、劳动力以及金融等市场的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才能得以最终启动，那时强大的国内需求必能带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变以往依靠外贸增长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以土地适宜流转为改革的中心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再造，就犹如多米诺骨牌的首牌，依靠改革的牵引和动力，将会有一个接一个新的突破口接踵而来，原本看似的矛盾辩证地实现了统一，在这样的角度下，危机俨然成为农村乃至全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契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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