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佳青年获奖感言

　 非常高兴见到各位朋友。非常感谢XX河北青创会组委会给我发言的机会。这使我得以--在满堂熟悉的笑脸里，在对对庄重的目光下，和大家这样面对面地说话；使我得以--在这样圆融的气氛下，以这个正式和公开的方式向尊敬的领导、老师、写作的前辈和同道们表达我平时不好表达的想念和关切，也使我借此向各位领导和朋友坦率地汇报我的状态，坦白在这些年我的思考与停滞、进步与倒退。
　　
　　 此时此刻，这让我想起一些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前公开说过的事。--这有关上个世纪末的一些文学现象,也有关一个文学青年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年代--作为在上个世纪末初登文坛的文学青年，回忆我的创作之旅，我无疑是幸运的。
　　
　　　　尽管我很早就是省作协会员，但以前从未写过小说。直到１９９９年７月，被一种创作的强烈冲动所驱使，我用６个月时间写的第一篇小说《阴柔之花》在当时比较前卫的文学双月刊--云南《大家》杂志发表，几乎是同时，就被《小说选刊》转载，并位列行内权威人士推选的当代最新小说排行榜。另外两个中篇小说也连续发表在同一家杂志的头条位置，我记得大约是初露头角的三四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篇小说奖。就在得到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同时，北京有出饭商约请我谈出版长篇小说，很快，三个中篇小说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结集出版，仍采用我的第一篇小说的名字《阴柔之花》。当时，几乎所有的北京报纸和文化刊物都登载有关的出版、评论文章。网上更是有众多信息，纷至沓来；很多文学刊物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频频打电话约稿。后来，我得了大家红河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是余华颁奖给我，省里在为我、刘建东、李浩开了研讨会，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无疑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同时，无疑又是倒霉的。发表特别顺利，但一到出版单行本时就从来没有顺利过。因出版商急功近利的出版目的所致，把完全不同的人生阅历，完全不同的创作观念的四个人组成一个系列出版，只因为她们年龄相当，从文坛“冒”出来的时间差不多，只因为她们的性别，和笔下描绘的对象都是城市，都是城市女性的生活，而简单地捆绑在一起出版。我们这四个人的系列，其中因一个人的书早一个月上市，并且马上被禁，丛书立即殃及我们其他三个人，其余三本书被困在库里，发出去很少。中国文坛政策风向的变化，就是这么有意思，我们的读者心理，也是这么有意思，一夜之间，被禁的那个人，一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与明星无异，当即闻名。那本书一夜间在中国成为全国的畅销书，正版书，盗版书，层出不穷。但我们其他三个人完全倒霉，出世未捷身先死。书设计的粗糙，不好，使我羞于赠人。
　　
　　　　书虽多数被闷在库里，但出版商早送了不少给媒体和评论界。我的感觉是，好处没有，但评论界“美女作家”的大帽子却一戴一大片，我又因此被称为“美女作家”中的一员，饱受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不入流的叫法的滑稽捉弄。这使我对我们的评论界，尤其是起出--“美女作家”--这样一个毫无理论素养和文化含量的名词，并且广泛误用的男性评论家们失望透顶。评论界有些人的做法令人难以尊敬，不负责的不读，不负责的误读，故意的声东击西，故意的明知故犯，制造哗众取宠，使得让社会上懂文学的严肃的读者们对所谓这个“美女作家”的大帽子下罩着的一大溜作家产生反感，但却招惹了一批本身并不喜欢文学但无聊看热闹的人去买，他们以为有他们想要看的那些。结果是，你期待的读者躲远了，你不期待的无聊之徒看了也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他们喜欢的“黄色”。认真看的人有吗？我清楚的记得，我的一位朋友把我的书很快翻了一遍，然后说：“我提个意见吧，你的书太素，怎么通篇没性描写？这样的书成年人看没啥意思。”惟有一些大学生的来信让我共鸣，给我无尽的内心支援。
　　
　　　　倒霉的事还有，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遭“非典”，几乎又是全军覆没。不过，正规出版社策划的事情比跟书商好一些，稿费给的还算对路，于是，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架新钢琴。
　　
　　　　事实上，从我的《谁是我们的敌人》得了首届茅盾散文奖，并上了《青年文学》的封面人物后，我感觉到创作的“瓶颈”出现了。与以前的状态截然相反，在以前特别兴奋的写作阶段，真的有废寝忘食写到眩晕的时候，而出现的新的停滞状态与其说是历时性的，不如说是空间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时间写和没时间写的问题，上午写还是下午写的问题，而是在这里写和那里写的问题，而且，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想写和想说的欲望都下降。这是写作人遭遇的共性吗？这个问题曾相当苦恼，为此，我想了各种办法，也曾大批买书，长时间大量的阅读，甚至虚心接受批评家的指教，并和中国的学术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接触，希望改变思维的惯性，注入新的活力。这种认真读书的苦功，给我很大的知识增量，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却不仅没有让你的想象力增量，反而不对劲了。于是，我把书放下。我坦率地说出这个事实，是想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读书读得出学者，读书是读不出小说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说出这个事实，似乎有点反动，但这个像走路应走人行横道一样的大实话，大白话，换言之，生活是我师。一个没有生活滋养的人，怎么能逸出艺术来？我意识到，不是我的写作出了问题，是我的生活没有了后援。小说关乎人的情感，而我的生活是偏过于理性了。
　　
　　　　我想到，我记得周恩来总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首诗、一副上下句。诗是那首细腻的“樱花红陌上，柳树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上下句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处读书”。在座的各位都是作家，在各位行家面前讲这些也许会惹你们发笑，但在这方面，我是经历了曲折的内心历程才有这样的心得--“于无字处读书”，也许这对你们不新鲜，但当我意识到没有生活的积累和营养，我的心几乎是空心的，失血的，无知无觉的，我不仅失去的是创作本身（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命定的作家），最致命的是失去了生命的光彩，热爱生活的欲望。我发现了：这哪里是我的“瓶颈”呢，简直是就我的“癌症”。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心情异常沮丧，非常抑郁，极少出现在作家圈子里，有时候除了上班，完全闭关在家。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但去医院也查不出任何病，精神和身体全部是“亚健康”状态。其实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症”了，只是别人看不出来。缺席，离开人群，出现完全处于被动，这种情形造成了所谓的对我的“神秘”或不明就里的猜测，但是，大家在我的脸上无法知道我内心发生的这一切。我希望自己慢慢恢复，慢慢自愈，并且我越来越觉得不能再包裹自己，需要主动拯救自己。在大量的读书不奏效后，这些在家里摆得随处可见的书，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扰，于是，我决定把它们暂时搬离我的视线--让搬家公司把所有的书搬走，另外存放。这种失血的牢笼式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当确认自己没有能力从内心真正改变后，我开始了空间上的逃离。对于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我开始了行万里路的生活。在这近三两年间，我放弃了文字的狂欢，开始了另一种样式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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