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装卸工事迹材料

我被分在装卸二班第十二组，组长是李大生和魏文堂两位老师傅。组员有乔正生、马学淮、马冬有、马俊德、韩经奎、许振江、张安平、李志敏和我。其中乔正生是安阳县水冶镇人，复员军人，岁数最大，23岁；马学淮是汤阴县城关农民，21岁；李志敏是汤阴县下乡知青，20岁；韩经奎是濮阳农村青年，19岁；张安平是铁路职工子弟，父亲病故照顾上班，才刚满17岁；马冬有20岁、许振江20岁、马骏德20岁，和我都是安阳市下乡的知青。我们九个青年工人，除张安平、李志敏个子矮一点，都是身高体棒的壮小伙。高兴的两位老组长连声说;“行！咱组的人真棒！”

　　进了铁路的门，当上了铁路工人，青年们都十分高兴，可看到货场装卸工人的工作环境、工作状况，青工们心里都凉了半边。安阳车站的装卸工作，机械作业只占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人力作业，我们青年组，全部是人力作业的整车组。装高边车，扛着90公斤左右的棉包踩着两、三米高的翘板往上走，卸煤车，60吨的高边车一锨一锨往下扔，卸完车，浑身黑乎乎的，只剩下牙齿是白的。整车组的活儿，又脏又累，全部是肩扛手推的工作。一种路走对了，门进错了的思想随着对工作的了解而油然而生。车站办新工人学习班，进行入路教育，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讲了不少大道理。老师傅对青工的活思想，不会讲大道理来做思想工作，只会讲实在话，他们说：“装卸工虽说很艰苦，可也不可能叫你们干一辈子，你们年轻人有文化，好好干，说不定啥时就调走了，咱装卸工里也有当干部的，咱的车间主任王起来、会计老冯都是装卸工出身，车站政工组长徐宝才原来就是服务站卖烧饼的，二十年后，你们这帮小青年中说不准能出几个站长、书记，最不济也得到机械组去，谁也不会在整车组干一辈子。”我是硬着头皮争着来当装卸工的，对当装卸工有了思想准备，感到当装卸工虽苦，可比在建筑队搬砖和泥、在农村挖河、在钢厂推钢材强多了，总算有了个正式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可以为家庭分解一下经济困难，心中还是很高兴的，我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决心努力工作，干就好好干，不怕苦累，做个合格的铁路装卸工。我相信老师傅的话，随着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装卸工作必将向机械化发展，靠肩扛人推的整车组一定会减少直至消失。我们都才20来岁，将来一定会有前途的。自己在铁路上没有人能帮上忙，要想改变环境，只有任劳任怨，不怕吃苦，干好本职工作，唯独如此，才有出路。陶行知的“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先，不算是好汉”的教诲，又一次呈现在脑海，我决心走一条自己的路。

　　青年工人多了，车站的共青团工作也活跃起来啦，我们小组乔正生、李志敏是共青团员，李志敏还是车间团支部委员。工作中，我积极向他们学习，苦活儿、累活儿主动干，少说话或者不说话。大家都知道，装卸工作不比其他工作，凭的就是力气，扛棉包、布匹、玉米、水泥等一、二百斤重的大包，卸煤卸沙卸石渣，一个班下来，累得腰疼、腿疼、胳膊酸，肩上磨破了皮，掌上打起了泡。尽管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很差，工作很累很苦，我向团员们看齐，严格要求自己，不发牢骚，不说泄气话，努力做到“艰苦的担子争着挑，困难的事情抢着干。”装卸作业时，小组要带铁撬杠、拉门绳、门卡子、竹扫帚、安全标志红牌脱轨器。撬杠和脱轨器重二、三十斤，谁都不愿扛，每次干活，我都主动去背扛，给大家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平时，我跟着他们，积极参加团支部组织的各类活动，年底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加入了共青团。

　　说句老实话，入团我就底气不足，生怕政审，怕姑父的右派帽子再一次影响我入团，所以写入团申请表填写社会关系栏时，我就未填姑父姑母，我十分清楚，只要如实填写，我就根本入不了团。为了自己的前途，我第一次违心地向组织隐瞒了姑父被打成右派的事实。加入了共青团，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扫除了社会关系不清的阴影，扫除了自己不能同他人一样进步的自鄙感，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展开竞争。“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一定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

　　我开始自信起来，活跃起来。我积极参加车间党团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在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指引下，积极投入当年的读书活动。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恩格斯的《论马克思》、斯大林的《论列宁》、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原著，使自己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著作，对哲学、唯物论等社会科学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重读了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看了《马克思传》、《列宁回忆录》、《中国通史》、《青年工人思想评论集》、《谈小评论的写作》等书，并且开始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李志敏是车间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动员我为车间板报写稿。那时候，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宣传工作，车间逢元旦、春节、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国庆节都要出专刊，在李志敏的鼓动下，我开始写起稿件来。先后写了《蝼蚁之穴，溃堤千里》、《鼓干劲争上游》、《纠正不正之风》等小评论，创作了《装卸工人之歌》、《转变》、《我和我的伙伴》等几首小诗。从1972年5月开始至1978年2月，车间的墙报、专刊上，都少不了我的文章和诗歌。

　　时代造就了老一代装卸工人，他们从旧社会出来，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赤胆忠心，老师傅给我们讲解放前装卸工被人看不起，到处遭到歧视的境遇，人们叫装卸工这行叫脚行，叫装卸工“脚夫”、“老驮’,封建把头、资本家根本不把我们装卸工当人看，常常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解放后，装卸工才成了国家的主人。老师傅们深情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咱哪能有现在的好时光，不好好干工作，可真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老师傅们十分敬业，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为了使我们尽快掌握装卸技能，年过半百的老师傅间休时带着我们在仓库练习扛包技术，一、二百斤的布匹、棉包、装满玉米的麻包，老师傅重复着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累得满身大汗，也不休息。他们骄傲地说，路局、分局技术比武，那个站扛包技术也比不过安阳站。魏文堂老师当年还是出席天津铁路分局的劳模。我们在老工人的带动下，也傻乎乎的跟着练扛包技能，很快就掌握了搭肩、单肩、大背这些简单的扛包技巧，成了熟练的装卸工人。

　　人们身处逆境，大都爱抱怨“命运”不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的好多一同参加工作的同志们大都如此，他们破罐子破摔，每日工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拉闲篇，消磨时光。我很赞成但丁的一句名言“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美德和知识”。对那些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到街上闲逛消遣时光的青年，我是看不惯的。对于打牌、赌博、酗酒打骂、闲聊女人、谈些乱七八糟的低级趣味的无聊之事，我尽量避开。我认为一个有志青年，应该在青春盛期努力学习，坚信“一份劳动一份收获”，我舍不得让时间白白流失，抽空就看书，凡人们聚集之处，我皆敬而远之，打扑克少一人，若有不了解的人叫我参加，马上就会有了解我的人轻蔑地说“别叫他，人家认真学习，想着上大学呢！”。其实，我何不想上大学啊，只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们这代人的大学梦。我决心在装卸车间这所大学里学习，充分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我在日记中写道：“红军啊！你要牢记这样一句话，生活像一片大海，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要是决定了，并且这决定又是正确的，就应该勇敢地走下去。”

　　从1973年下半年起，我们这批装卸工中，有部分同志变动了岗位，有的调入了机械组当司机、当司索工；有的调进了工作轻松的日勤出货组、叉车组、维修组和行李房；有一批去了机务段当司炉；有两个还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然而，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们小组当初入路的九个小青年，李志敏到了新乡机务段当司炉，马冬有上了长沙铁道学院，韩经奎调到了李珍车站、马学淮去车站搞基建，马俊德调到了食堂当炊事员，许振江和张安平调到了行李房、只剩下乔正生和我仍在装卸整车组。面对这样的遭遇，“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无形中罩住了我纯洁的心，我愤恨、我失望、我烦躁、我酗酒、无人之时我独自流泪，然而，更多的是无奈。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既没有有头脸的亲朋帮衬，又不愿庸俗地去低三下四送礼物乞求人照顾。如果我能像别人那样去做，我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面对这样的环境，更多的人开始现实起来，他们唾弃一切理想，说什么“什么理想？什么事业？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有门的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没有当官的爹，也没有有能耐的老丈人，无权无势，想拿钱送礼也没人敢要，就安安稳稳当一辈子装卸工吧。”

　　虽然我对生活感到十分的无奈和b.a.，对前途感到缥缈无望，但我仍然信奉理想主义，认为生活的有无意义，不在于生活环境，也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低、工作的好坏，不同的精神状态决定着生活意义的完全不同。人，除了生存之外，还应该使自己充实，用各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使人蒙昧，而蒙昧，将使人得不到任何成果，并在失望和忧郁中自暴自弃。我心想，工作条件、工种变动、地位升降由不得自己，有没有文化，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我暗暗鼓励自己，就是当一辈子装卸工，也不放弃学习，一个没文化、没教养的人，将来子孙后代也会为他感到羞耻，感到惭愧。我相信，我是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正确的路，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恶劣的环境不能使我止步，倘若处境好转，我同样不会止步。为了警示自己，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请问：在这一年的生活※※的道路上，在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思想生活中，充实了那些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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