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自我评价

正确的自我评价（精选3篇）

正确的自我评价 篇1

　　如何正确的进行自我评价，概括起来，即自我感知，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调整。

　　一、自我感知：

　　需要我们每天去关注自己当下的一些变化，这个强烈的感觉是我从自己的情绪中感悟到的。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开心？为什么有的时候很累，没有动力？为什么对孩子能保持很大的耐心，对一些人却不能？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映？其实多问一些关于自己情绪变化和行为变化的原因，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和认识自己。有句话说的好，思想决定行动，每个行为背后都有不一样的动机。学会自我感知，对我带来的帮助真的很大，当我开始有意识的去自我感知时，我写作时也能一口气写出很多，而且这是自我评价的基础，只有我们自己感知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与他人处理方式，思维模式的不同。我们能感知到自己的这些变化以及行为背后的原因，其实可以让我们更能理解他人，理解他人为什么这样做，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而不是空空的一句，“他怎么这样”。

　　学会了自我感知，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人的心理变化路程，其实就是心理学。我们常说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己难。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别人容易，但真正的认清自己却很难。学会了自我感知，可以让我们提前发现问题所在，在初期的时候就能很早的把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在我看来，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等重要，甚至高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如果当一个领导者，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想要正确的自我评价，就一定要学会自我感知。

　　二、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和自我感知看起来很像，但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自我感知重要的是自己情绪，心理和行为的一些变化。而自我反思是自己做了一些事情，要时常反思自己做的这些事，产生了什么效果或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有哪些，有待提高的.地方有哪些。自我反思更多的是根据外在的一些联系，现象所做的一种寻找根源的过程。当我们和一些优秀的人在一起时，我们会反思，自己在某些方面有欠缺，自己该怎么做。

　　三、自我评价：

　　通过前面的自我感知和自我反思，外部的一些反馈以及学到的东西，已经基本可以进行自我评价了。我的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我该如何去做以扬长避短。以及自己面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该如何发挥自己性格的优势，避免性格中的劣势。

　　四、自我调整：

　　这一步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前面所做的一切，自我感知，自我反思，自我评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情绪波动很大，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需要我们马上冷静下来，去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自我调整，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调整状态，更理智的去解决问题。

正确的自我评价 篇2

　　每个人都免不了要推销自己，在社会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而推销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自己。“以人为镜”是人们获得 自我评价的主要内容。

　　然而，绝对平面的“镜面”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对我们的评价都难免受他们自己的个性、生活阅历、认识水平和与我们的关系亲疏的影响。邹忌给齐王讲的那个故事也就是这个道理：“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犹如“哈哈镜”，有的正确，有的歪曲，有的歪曲得多，有的歪曲得少，哪些客观哪些失真，关键还得靠我们自己去辨别。

　　同时，我们也并不是一面“平面镜”，我们在整合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同时，已经用了“折射”技术，对别人的评价进行了加工。而加工的结果，是歪曲得更厉害了，还是比较客观了，也受我们自己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苏东坡感慨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在进行 自我评价时免不了渗入感情成分，那些比较顺耳的表扬之词往往更容易为我们接受，而那些逆耳的批评则往往为我们所排斥。

　　俗话说：“人贵自知。”生活的面貌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看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既不否定自己的优势，也不讳言自己的缺陷。正确的评价自己，才能为自己找准人生的坐标，为自己准确的定位，从而获得成功和幸福。

正确的自我评价 篇3

　　相比之下，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就要比中国好很多。前述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初版印行是在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12月，但在此前很久，内藤虎次郎在大正年间的授课讲义中，已经专门论述过《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倾向问题。在内藤氏去世十五年以后的昭和二十四年，亦即1949年，相关讲稿以《支那史学史》为题，正式出版发行，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在书中着重指出：

　　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宋祁、欧阳修等人有明显差异……不过，在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有着与欧阳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这也是当时的史学风尚。在“史略”性著述当中，像《册府元龟》这样的著述，尽管是杂陈类聚相关史事，但其择取材料的对象却很严整，即主要依据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与这种特色相反，《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时代比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说，由于存世数量众多，更被大量采用。就这一点而言，《通鉴》的编纂依然体现出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的倾向。有人主张历史并非案牍和文书的排比，应当以某种象征性的观念作为主干，《通鉴》和《新唐书》就颇能体现这样的倾向。毋庸讳言，《通鉴》在这一点上往往会导致失误。例如，《通鉴》在记述汉成帝诏命赵飞燕姊妹入宫而对其加以宠爱的时候，写道宫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说出自《飞燕外传》，是六朝时代的小说……采录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不管怎么说，在实录和案牍之类的表面材料之外，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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