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袭警调研报告

暴力袭警调研报告（通用3篇）

　　当今社会，国内多地连续发生民警执勤中被暴力袭击伤亡的恶劣事件。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处理、任其发酵，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血的教训，折射出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现就暴力袭警的现状及类型、原因、危害后果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暴力袭警现状及类型

　　我国被国际刑警组织认定为警察伤亡严重的国家之一，近20xx年来民警年均因公牺牲400人以上。而美国20xx年有126名警察因公殉职;香港20xx年来仅1名警察因公殉职。当前，除过劳死和意外事件外，暴力袭警已经成为导致我国公安民警伤亡的最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暴力恐怖类。近年来新疆暴恐分子为增强袭击效果，将反暴恐主力军的公安机关作为重点袭击目标，多次以公安分局、公安边防派出所为目标发动暴恐袭击，导致民警伤亡。

　　(二)暴力拒捕类。打击违法犯罪、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是民警的主要职责，也是民警负伤的首要因素。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面对民警抓捕负隅顽抗，铤而走险，暴力拒捕，往往导致民警伤亡。20xx年至20xx年，全国民警因公负伤20741人，其中在打击犯罪过程中因遭受暴力袭击负伤的8880人，占42.8%，居第一位。今年6月9日，河北省肃宁县公安局政委薛永清、协警袁帅在抓捕行动中被犯罪嫌疑人用猎枪击中牺牲。

　　(三)报复袭击类。一些负案在逃犯和曾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前科劣迹人员，仇视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办案民警实施诬告陷害，甚至报复袭击。今年6月2日晚，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局民警刘国群在辖区被一名曾被其打击处理的惯偷连捅14刀不幸牺牲。

　　(四)逃避执法类。面对民警盘查堵截，有的违法行为人侥幸心理突出、抵赖心理严重，拒不服从民警现场执法，为逃避处罚，涉险冲关，造成执勤民警伤亡。今年3月11日，上海民警茆盛泉在执勤中被违章宝马车拖行10米重伤不治牺牲。

　　(五)聚众滋事类。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爆发态势。群体性事件规模大、人员成分复杂、持续时间长，现场群众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行为激进。一旦局面失控，往往会演变为“打砸抢”事件，处置民警极易遭到围攻，受到伤害。

　　(六)公然挑衅类。少数群众面对民警执法，无理取闹，对民警撕扯殴打，侮辱谩骂，挑战执法权威，影响极其恶劣。5月7日，深圳一对母女乘坐地铁时拒不接受安检，侮辱谩骂处置民警达18小时，并打伤3名民警。

　　二、面对暴力袭警现象的困惑

　　屡次发生以身试法、暴力袭警、挑衅执法权威、侵害法律尊严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法律支持欠缺。一是我国法律尚未设立“袭警罪”。对袭警犯罪，现行法律没有专门法条，缺乏法律威慑力。对造成轻微伤害的，仅将其作为一个从重情节，以妨害公务罪处罚;造成民警重伤或死亡，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定罪处刑，无法凸显暴力袭警的本质特征;没有造成民警伤亡的其他行为，仅作为一般违法行为，不能实施有效打击。二是依法使用武器警械情形过于复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了15种可以开枪的情况、2种不得开枪的情形、2种停止开枪的情形，内容很具体，但过于繁琐，不利于实战应用。在美国，警察开枪只需遵守四点规定：1、开枪是为了保护民众或自己的生命安全或者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案发生;2、除了开枪以外，别无其他方法来解除威胁;3、警察开枪后，要在规定时间内递交开枪报告;4、违法开枪的警员，会受到纪律处分，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我国香港，警察开枪也只需遵守四个条件：1、为了保护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以免生命受到危害或身体受到严重损伤;2、有理由相信某人犯严重暴力罪行应当加以拘捕或犯严重暴力犯罪的疑犯企图拒捕;3、平息骚动或暴乱;4、警员开枪后，上级机关会立即对警员开枪的情况进行调查，如果警员开枪不当，会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另外，香港警察将执法中遇到的抵抗分为“心理威胁、口头不服从、消极抵抗、防卫性反抗、恶意攻击、致命攻击”六级。一旦遇有暴力袭警行为，武力使用手段自动上升一级。

　　(二)政策扶持不够。一是职能过于宽泛。上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开展了频繁的非警务活动，倡导“四有四必”等无限制服务。非警务活动虽然短时间内树立起公安机关“亲民”形象，但长此以往，必然淡化主要职能，影响执法威信。二是权益保障不到位。山东省公安厅下发的《保障民警依法履行职务工作规定》，对民警依法履行职务引发的涉及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财产权益等予以保护。但是，这些规定没有法律约束力，且多注重事后保障、忽视事前保障。三是工作保障不到位。比其他部门相比，公安民警政治待遇偏低，经济待遇与承担的任务和压力不适应。此外，虽然公安机关业务经费有保障，但是为应对突发事件进行的特殊训练保障尚存不足。

　　(三)装备配备不规范。一是武器警械配备不到位。目前，实行的枪支管理制度十分严格，虽然保证了武器警械的安全，但是忽略了执勤民警的安全，在处置紧急突发情况时没有绝对优势，导致民警频繁遭受袭击。二是应急装备配备不全。部分基层一线单位接处警、巡逻防控车辆的车载装备不全，一旦遇到歹徒袭击，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处置。

　　(四)应对能力不足。一是危机意识淡薄。民警遭遇突发情况时思想准备不足，敌情意识不强，既容易贻误战机，也容易造成自身的伤亡。二是自我防护能力不足。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重体能、轻谋略，重形式、轻应用，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由于实战训练不足，难以通过大量反复的动作刺激建立有效的条件反射，面对歹徒时自我保护意识、措施、能力不足。三是实战训练不足。缺乏常态性的盘查、堵截、抓捕、强制带离、突击攻坚、武器警械使用等实战训练。以致需要使用武器时出现打不准、不敢打等现象，需要执行任务时出现动作不熟练、配合不默契、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五)公共关系处理不到位。主要表现为执法机关与公共媒体之间沟通不畅。一是缺乏主动宣传意识。部分公安机关缺乏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资源的意识，导致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得不到有效的正面宣传。二是缺乏接受舆论监督的勇气。个别公安机关对媒体报道的队伍问题，不敢正视，刻意回避。三是回应社会热点不及时。对涉及公安工作的社会热点，若不及时回应，将致使流言四起，引发工作被动。如庆安火车站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公开视频资料，引发社会热议，导致后期做了大量工作进行弥补。

　　三、暴力袭警的危害后果

　　(一)割裂了警民关系。暴力袭警作为文明法治社会的丑恶现象，如任其发酵，极易引发效仿，使个例成为常态，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会导致群众误以为抵触民警执法甚至暴力袭警也是维权。另一方面，会导致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产生消极情绪，认真履职的积极性降低，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警民关系的对立。

　　(二)恶化了警媒关系。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特别是在网络发达的当今时代，如果暴力袭警这样一件错误的事情被媒体作为热点反复炒作，会引起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诱导群众将错误视为“正确”。同时，媒体报道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极大压力，导致在提供新闻资源时更加谨慎和抵触，影响了警媒关系的长远发展。

　　(三)影响了社会稳定。我国正处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时期，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和重任。如果民警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一方面既侵害了民警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降低民警的职业归属感，撼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

　　(四)践踏了法律尊严。暴力袭警不仅是对民警和公安机关执法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对国家法律的公然藐视，是对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的挑战，更是对国家法治秩序的严重破坏。

　　(五)助长了犯罪分子嚣张气焰。袭警案件屡屡发生，如不敢于处罚、不从严查处、不严厉打击，必将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六)挫伤了民警工作积极性。暴力袭警事件，不仅给当事民警造成了身体伤害，更对起本人以及周边民警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如果心中的怨气和压抑的情绪无法得到排解，其执法思想、作战锐气和工作斗志必然受到冲击，工作起来顾虑重重，工作力度大打折扣。

　　四、应对处置暴力袭警事件的对策和措施

　　(一)强化法律保障。一是研究设立袭警罪，保护民警人身安全，创造健康执法环境，防止袭警行为蔓延。二是用好现有法律，依法严厉打击袭警犯罪，形成有效震慑。三是借鉴欧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制定简明扼要的武器警械使用条件，保障民警人身安全。

　　(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民警自我防护意识训练、自我防护能力训练、技战术训练、装备应用训练，提高民警安全防范意识和依法制止暴力犯罪的能力。

　　(三)规范执法行为。推进规范执法工作的常态化，落实公安机执法程序规定和工作规范，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健全执法风险评估机制，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民警执法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

　　(四)强化装备配备使用。为基层民警配备必要的武器警械和安全防护装备，落实相关使用管理制度，指导民警正确使用武器警械，为民警执法执勤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五)强化检查监督。把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检查力度，整改隐患漏洞。把民警执勤执法安全防护列入年度绩效考评和单位主要领导的工作目标和重要职责。发生问题的，倒查追究责任。

　　(六)强化案件侦破。对发生的暴力袭警案件，要全面收集证据，重点督办。要与检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依法惩治违法人员的法律责任，维护执法权威。

　　(七)强化民警维权。加强民警维权组织和维权力量的建设，保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消除民警的恐慌心理，重塑民警执法形象。加大对伤亡民警、家属的慰问和抚恤力度，提供必要的帮助。

　　(八)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加强公共关系建设，加强警务宣传，推进警务公开，弘扬主旋律。尊重媒体，善待媒体，正确运用媒体，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执法环境。

　　近年来，基层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屡屡遭到违法者不同程度的抗拒、阻挠甚至暴力攻击，不但严重扰乱了公安部门正常的执法活动，破坏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侵害了公安民警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同时，也严重挫伤了基层一线民警执勤执法的工作积极性。如何解决基层一线民警执法执勤难的问题，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重大事故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就基层一线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一、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

　　(一)寻衅滋事，无理取闹。一线民警在查处违法行为或执勤时，违法者故意大声喧闹，挑起事端，引起群众围观，有的违法者当众辱骂公安民警，或拦住民警阻碍处理，有的干脆躺在路上以死相威胁，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还有的违法者倚仗自己有钱或有后台，对民警的执勤执法不屑一顾，态度蛮横，拒不配合，甚至扬言要找人收拾民警，气焰嚣张。

　　(二)恶意投诉，故意纠缠。一些违法者或受害人对民警执法、办案不满意，为了发泄私愤而恶意投诉、无理纠缠民警

　　(四)大打出手，暴力抗法。民警执法执勤过程中，被违法者大打出手，甚至使用石块、匕首、砍刀等凶器进行暴力攻击，给民警人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五)聚众闹事，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基层民警执法难的原因

　　一是社会转型期，执法环境复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期，工人下岗、拖欠工资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社会心态浮躁、道德观沦丧，功利性突出。因此，一些有钱人自以为财大气粗，横行霸道，既不遵章守法，也不服从民警的管理;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制约，参与者文化素质低，思想保守封闭，遇到民警执法往往一呼百应，对民警进行围攻。

　　二是社会整体法治水平不高。我国加入WTO之后，群众的法制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执法部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公安部门越来越倡导文明执法和服务意识，在队伍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许多部门还将投诉量作为衡量民警工作的标准。但由于社会整体法制水平和道德水准不高，大多数群众只讲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不讲对自己不利的方面，许多群众往往民警的文明执法为软弱的表现，在民警执法时百般阻挠甚至暴力袭击。许多民警受纪律约束，面对攻击时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气吞声流下委屈的泪水。

　　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公安机关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相关配套法规规定不明确，对于公安民警执法执勤有很大的限制、尤其是现有法律对暴力袭警行为没有作专门规定，对袭警行为只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量刑，对“警察”这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特殊对象没有进行特别保护，量刑明显偏轻。由于对暴力袭警者的惩处力度不够，袭警的犯罪成本低，也导致暴力抗法事件屡屡发生。

　　四是宣传工作不够深入，警民关系不和谐。由于民警执法执勤时直接与广大群众接触，民警执法过程中，一旦“损害”了部分人的不合法利益，就极易产生矛盾。同时，广大群众对民警部门的工作职责、队伍建设等情况也缺乏了解，对民警执法执勤工作存在误会，有的群众认为民警开展整治是为了搞创收、发奖金，从而从思想上对民警的执法活动产生抵制。

　　五是部分民警执法水平不高。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执法不规范，甚至出现执法差错，导致群众不满。少数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态度生硬，语言不文明、规范，极易使执法对象产生抵触情绪。还有些民警执法水平不高，存在“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也不善于耐心做群众工作，对同一类违法行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往往导致警民矛盾激化。

　　六是民警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一些基层民警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于公安部配发的单警装备不能很好的利用或没有使用的意识，总认为处理一些小警情不需要带上单警装备，因而在执法过程中一旦遇到群众阻挠或暴力袭击，缺少应急处置措施，发生袭击事件时无法利用装备对自己进行保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警惕性不高，没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对执法对象不注意观察、控制和防范。

　　三、应对之策

　　基层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安机关管理职能的发展，解决执法执勤难问题刻不容缓。我们应从法制、机制、打击、宣传等多方面入手，给基层民警执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树立“重塑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信念，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保公安机关管理职能健康、稳步发展。

　　(一)法制保障。一是要尽快完善公安机关相关配套的法规及规章，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刑法》中增加袭警罪，凡民警在执法活动中遭推搡、拉扯、殴打等行为，都可作为袭警罪来定罪，增加暴力抗法者的犯罪成本，保护公安部门的正常执法活动。二是要设立“警察合法权益保护协会”等机构，为受到恶意投诉、诬告或暴力袭击的警察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恶意投诉、诬告者进行惩处，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

　　(二)机制保障。一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管事率、遵章率等多个方面对民警的工作进行考评，重点考核民警的工作效能，不能简单将投诉量与民警工作业绩挂钩，在倡导文明、规范执法的同时，用科学的考核机制激励民警从严管理严重违法行为，鼓励民警严格执法、公正办案，扭转“干多错多、干少错少”的错误思想。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制定基层民警执法规范，用制度规范民警的具体执法行为，对民警执法不公、违法违纪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对投诉查实的民警要按情节进行教育或处罚。三是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民警执法时一旦遭遇暴力袭击，其他警种应及时增援，迅速捉拿违法闹事者，树立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

　　(三)培训保障。要充分利用基层基础建设的有利时机，按照“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要求，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使广大基层民警练就过硬的基本功，执法时能灵活应对各类不同的情况。首先，要广泛开展宗旨教育学习，教育民警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克服以管理者自居的作风，执勤执法时注意文明、规范用语，不说霸道话、不做霸道事，同时用反面典型教育民警廉洁自律，坚决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其次，要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定期组织民警学习《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及各类公安管理法律法规，通过自学、授课、考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增强民警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民警的法律素质，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再次，要重点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从规范执法、窗口业务、科技装备使用等多个方面对民警进行培训，切实解决“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的问题，不断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避免因民警的执法差错而引起矛盾;此外，还要开展执法艺术培训，通过对民警情商的开发，让民警执法时学会使用策略和方式方法，正确把握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对严重违法行为要严格处罚，执法过程中还要高度警惕，避免与违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民警在执法时只有严得有理、宽得有度，才能以理服人，争取民心。

　　(四)宣传保障。一是宣传安全法律法规，以“五进”宣传为载体，加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特别针对农村、城乡接合部地区及外来工集中的企业开展宣传，增强农民、外来工的法制意识。二是宣传公安机关管理政策、措施，引导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钢安部门的工作，共同维护好社会的安全稳定。三是对民警执法难的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通过对阻碍、抗拒民警执法活动的不法分子进行曝光，对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深入宣传，可以很好地融洽警民关系，增强群众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构建融洽、和谐的警民关系，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五)装备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公安装备建设，为一线基层民警配备完善的装备，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向基层民警倾斜，配齐、配足基层民警执勤执法用的警械装备，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法对民警的伤害。

　　(六)打击惩治保障。对民通民警遭遇的恶意投诉、人身攻击等恶劣行为，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要迅速调查取证，对恶意投诉乃至诬告者进行严肃警告，如不听告诫仍四处诬告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辱骂、围攻、殴打执法民警的行为，公安治安部门要按照《治安处罚法》相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暴力抗法等极端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厉打击惩治，决不手软，只有通过“杀一儆百”、树立反面典型，才能在社会上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氛围，重塑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

　　(七)心理健康保障。民警受到恶意投诉、无理纠缠后，要安排专人对民警做必要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抚慰，帮助民警放下思想包袱，解除心理压力，积极投入工作。对遭暴力袭击而受伤的民警要及时救治，民警所在单位和相关领导要主动关心、慰问受伤民警，并将对违法者的惩处结果告知民警，为民警声张正义，还民警以清白。要定期举办民警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开展心理辅导座谈，或设置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室，相关领导要经常与民警谈心、交流，倾听民警的委屈和心声，引导民警正确看待执法难等问题，消除基层民警在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工作难度不断加大情况下产生的紧张心理。可以通过开展“心系民警冷暖”为主体等活动，切实关心基层民警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要通过建立加班补助制度、年休假制度、定期体检制度、健康档案制度、就医保障制度、民警家属失业援助制度等一系列从优待警的措施，想方设法解决民警的实际困难，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让基层民警真正感受到集体的关心和温暖，确保民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积极性。

　　政法干警身处一线，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调停者、化解者，同时也受到矛盾的冲击甚至伤害。近年来，全国多地连续发生政法干警被暴力袭击伤亡的恶性事件(以下简称“袭警”事件)，政法干警执法权威受到挑战，舆论的关注也令“执法规范化”、“袭警罪入刑”、“保障政法干警合法权益”等议题热度不断攀升。

　　事件特征

　　1.案发频繁：每18小时发生一起

　　据统计，自20xx年1月至20xx年6月，平均每天发生1.3起袭警事件，即每18小时就有一起事件发生。其中，20xx年全年经过媒体报道的暴力袭警案件共计379起，月均发案30余起;20xx年上半年就发生了321起，月均发案近60起，发生率成倍增长。

　　2.地域聚集：北京袭警事件多发

　　从73起编码事件的地域分布来看，北京以11.0%的数量占比排在首位，北京袭警事件的特征为数量多、影响大，昌平女法官马彩云被枪杀等案件震惊舆论。紧随其后的是河南、广东，占比均为8.2%，洛阳“11·4”袭警案致两死两伤、陆丰毒贩被围捕时开枪袭警等为典型代表。

　　3.伤亡上升：平均每起案件一至两名干警伤亡

　　从73起编码事件的袭击对象来看，公安民警占比93.2%。其中，69.9%的受害者是治安警察，其次是交通警察，占比为21.2%。这两类群体在处置突发治安事件、处理交通违法违章行为过程中常常遭遇暴力阻碍而受到伤害。此外，法院人员占比6.8%，湖北十堰四名法官被刺等事件影响较大。

　　在这些事件中，政法干警伤亡严重，平均每起案件有1.2人伤亡，每2.4起案件中有一名干警死亡。而且伤亡情况有日趋严重之势，20xx年每起案件的平均伤亡人数为1.1人，20xx年上半年已经上升至1.5人。

　　4.手段恶劣：超六成袭警者持枪或持械

　　从73起编码事件的袭警手段来看，暴力化倾向突出。9.6%的袭击者持枪攻击，50.7%的袭击者持械恐吓或袭击，38.4%的袭击者推搡打骂或拳打脚踢;另有1.3%的袭击者驾车冲撞、拖行，如上海交警茆盛泉被违章司机驾车拖行致死等。还有部分政法干警受到爆炸装置的威胁和侵害，情节恶劣令人惊愕。

　　5.袭警原因：逃避执法超五成

　　分析73起编码事件的原因发现，袭警事件多发生在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其中，52.1%的事件源于袭击者逃避执法，乃至暴力拒捕，政法干警在行使行政处罚权与刑事侦查权时最容易受到袭击;23.5%的事件起因于聚众滋事，一般会爆发群体袭警;另有13.7%、9.4%、1.3%的事件由袭击者打击报复、无故挑衅、实施暴恐所引发。

　　值得关注的是，群体袭警事件占比已达45.2%，接近个体袭警所占比例(54.8%)。群体袭警案件往往较为复杂，如兰州张掖路“11·15”群体袭警、河北霸州百余传销人员街头袭警事件等，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暴露出袭警犯罪的不断升级。

　　6.惩戒有限：超六成案件未公布处罚结果

　　在编码事件的相关媒体报道中，65.8%的袭警案件烂尾，状态停留在调查中。在报道结果的案件中，27.4%的袭击者被刑事拘留，1.4%被拘禁坐牢，2.7%被当场击毙，另有2.7%免于法律处罚。报道中惩处措施与政法干警伤亡情况的严重不对等令惩戒效用有限，甚至有激发效仿的可能。

　　通过梳理发现，在已有结论的案件中，大部分袭击者被按照妨害公务罪定罪;造成民警死伤的，一些按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还有部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由于国内袭警相关立法的缺失，相关案件的惩治缺乏专项法律支撑。

　　传播特点

　　1.传统媒体主导事件传播

　　对于袭警事件，报纸等传统媒体是主要发布渠道，占比为72.2%;新闻网站占比21.7%;微博等新媒体渠道占比6.1%。虽然近年来自媒体迅速发展，但袭警事件的传播仍然呈现出传统媒体主导的特点。

　　2.中性信息居多但负面信息讨论量高

　　对于袭警案件的报道，媒体以中性报道居多，主要叙述事实性要素，占比为62.1%。针对政法干警的正面报道占比29.7%，如《北京袭警精神病人曾接受民警八次救助》等报道中，警察的整体形象被塑造为“恪尽职守”、“任劳任怨”。而负面报道虽然数量较少，占比仅为8.2%，但影响恶劣。部分报道为追求“卖点”，刻意引导舆论质疑政法干警执法行为，政法干警被侵害的同时还遭恶意抹黑。

　　3.袭警者备受媒体关注

　　在报道内容上，48.2%的议题聚焦袭警者。“袭警者的暴力言行”与“袭警者身份、个人经历的挖掘”是主要议题，占比分别为41.5%、6.7%。关注度比较大的案件情节往往波澜起伏，袭击者因不幸遭遇而伤及他人、危害社会，经常是报道的既定立场。

　　聚焦政法干警的议题占比34.3%。其中，赞其英勇执法的议题占比25.1%，但政法干警鸣枪示警、击毙袭击者等行为常饱受争议，如庆安火车站枪击案就曾引发一场关于民警用枪合理性的讨论。

　　整体而言，虽然报道议题多元，但公众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袭警者的个人遭遇与政法干警可能存在的执法瑕疵，对袭警行为的谴责力度有限。

　　专家建议

　　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

　　杨忠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袭警犯罪行为虽然可以为其他罪名所涵盖，但是出于对该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予以特别强调，并予以特别惩治的意图，建议在立法上将其单设为一个独立的罪名。

　　改善警察自身形象、融洽警民关系

　　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遏制袭警发生，不仅要依法严惩不法之徒、大力提高群众法律素质、增强民警自身防护能力，更需下大力气改善警察自身形象、融洽警民关系。这是警察执法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前提，也是减少暴力抗法袭警事件的捷径。

　　规范执法行为 保护民警权益

　　林东品(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应当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明晰执法的目标、依据和程序，使民警在执法时有据可循、有章可依，加大对民警正当执法权益保护的力度，确保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不被挫伤。同时，加强执法队伍自身建设必不可少，公众对公安机关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警察执法形象，也决定了执法环境的好坏。对于公安民警来说，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不断提高队伍整体形象，以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同。

　　公众和警察要相互理解和配合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首先，公众要树立法律意识，尊重警察，尤其是警察在法律轨道内执法时，公众要尽量配合，平时需学习和提升自身的法律和道德素养，了解自己的行为底线;其次，警察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章程，规范执法，并进行大量的案例学习，这样才能在执法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置。

　　积极主动发声 塑造正面形象

　　邹振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舆论要创造让警察发声的正常氛围，不要站队式地攻击，妖魔化地批评，让警察有辩论的机会和解释的权利。同时，警察也要学会在公共舆论场发声，争取理解，赢得认同。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像舆论十分关注的案件，事涉警察的形象，要让警察说话，如果做错了，就承认;如果没有做错，就要还他们清白。特别是警察的上级部门，下级有事，如果有错，请及时纠正，并勇担领导责任;如果下级没错，请给他们撑腰，不要让他们在舆论的风暴里独自飘摇。

　　分析师点评

　　现象升级 可能影响治安稳定

　　不论从“每18小时发生一起”、“平均每起案件一至两名干警伤亡”等数据上看，还是从“超六成袭警者持枪或持械攻击”、“群体袭击占比近五成”的犯罪程度上看，袭警现象的升级趋势较为明显。而且，袭警范围已由公安系统扩散至法院，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相关问题不仅涉及政法干警的执法权威，而且对政法队伍的稳定有不利影响。如果相关现象继续恶化，将陷入“民不惧法，警难执法”的困境，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平衡信息 破除袭击者“同情效应”

　　分析袭警现象升级的原因，政法机关在信息传播中的弱势地位是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媒体报道对袭警者的关注度高于被袭的政法干警，袭警者如果有上访、讨薪等经历，舆论的同情声极易超越谴责声音;另一方面，对于袭警者接受法律惩处进行描述的媒体报道仅占比31.5%(刑拘、收监、击毙)，大多数媒体报道弱化了袭警的后果，警示感较低。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袭警者作为法律的挑战者常在信息传播中被塑造成“英雄人物”，而由此衍生的就是政法干警的英勇不彰，袭警者的罪恶不昭，公众的判断不明!

　　破除这种信息失衡的现象，有关部门要在袭警事件中充分、全面的表达，通过释放更多的信息揭露袭警者的恶劣行为，对于被袭干警，也有家人、朋友，对其英勇事迹乃至个人信息的公开，对破除袭击者的同情大有裨益。

　　反思传播 消除权力滥用的舆论预设

　　在袭警事件中，舆论有一种批判性预设，即袭警者不会无故施暴，即是执法者滥用职权才是起因。表现在信息传播上，公众对政法干警的正面宣传关注度较低，对负面报道、传言关注度极高。诚然，不乏有部分袭警事件确实因为职权滥用，但大多还是源于施暴者逃避执法、聚众滋事甚至打击报复。舆论的这种偏差性预设，影响了关注焦点，最终促成了偏误性认知。分析原因，这种预设是之前公众对政法干警负面印象的累积。扭转这种刻板印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法机关在执法规范上，还需进一步完善，以实际行动赢得信任。

　　保障权益 提升政法干警的职业自豪感

　　袭警事件的频发，对政法干警的生理、心理上带来不小冲击，甚至引发了消极怠工、集中离职等影响队伍稳定的现象。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会反过来影响执法行为的规范性，造成恶性循环。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政法机关应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干警的权益保护，在袭警事件中勇于发声维护执法尊严。只有政法干警拥有安全、健康的执法环境，才能完善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研究立法 响应“袭警入刑”的专家呼吁

　　对于袭警事件，不少专家提出应效仿美国、英国等设立“袭警罪”，对类似犯罪进行专项打击。有了统一的袭警犯罪惩处标准，不处罚、轻处罚等不利于遏制犯罪的现象从法律层面上会得以减少，最终，形成处置袭警有法可依、袭警量刑有规可循的法治环境。但是，研究立法是一个长期过程，相关法律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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