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

　诸如工伤、职业病、拖欠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困扰农民工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问题我们能说出一大堆。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基本解决，有的正在努力解决，有的仍然被忽视。

　　2022年“开胸验肺”案以农民工张海超以悲壮之举让职业病备受关注，持续不断的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让农民工讨薪问题把xx帮农民工讨薪的年代拉回现实。这一切告诉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在路上。况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新老问题交加，让农民工不能忍受被“边缘化”之痛，也让政府部门对农民工问题不敢小视。

　　从“盲流”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新市民”。伴随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称呼的改变，背后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和对农民工群体庞大力量的认识。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那么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

　　障碍一：城乡二元体制的人为壁垒

　　农民工没有低保，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农民工受伤之后只能哀求企业给医疗费。农民工上班时间延长了又延长，农民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要么不让进，要么要交“赞助费”，使得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对上公办学校只能想。为什么？为什么城市里的人享有的，农民工却没有？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换句话说，因为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从这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1956年，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此次的迁移对缓解当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的社会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伴随户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

　　50年过去了，在户籍制度基础上构筑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并不平等。两种户口的差别成为各种利益分配差别的的标签。各种政策的优惠，“城市户口”都要好于“农村户口”。

　　人们随之发现户口制度的背后还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

　　进程务工的农民工除了能找到工作，这些工作好多事城市户口不愿、不屑于干的工作，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实行双重标准。正是这样，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也正是这样，农民工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障碍二：文化水平低下的历史痛楚

　　农民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干，农民工找工作时不知道要签合同，农民工权利被侵犯后部知道如何维权。“一个农民工是条龙，一群农民工时条虫。”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很多只有小学文化，还有部分是文盲。如果说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和政府关注有关、和法律保护有关、和企业的自律有关，这固然不错。但是由文化水平低导致的维权意识差无疑是釜底之薪。

　由于中国汉字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我国农村的文盲率一向很高。建国后的简化字中国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历史积累下来的高文盲率仍然是发展的阻碍。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1988年2月5日，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农村地区开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诸多的文盲到附近的小学接受简单培训，学会了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当有的地方为全面脱盲大摆庆功宴时，却不知道调查数据所依据的测试不能准确衡量成年人的读写能力。农民特别是老一代农民读研能力几乎为零。造成农村文化水平仍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农村教育费用过高和进城务工的吸引力加大等等。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放弃读书进程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读书进程务工导致农村教育水平一直提不高，越来越多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导致了他们的维权意识差。

　　xx在教育改革大会上说要继续普及义务教育，努力实现教育公平，这对农民、对农民工来说是莫大的好事。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亟待解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后，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国内陆续几次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端午前夕xx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慰问，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焦点的同时，也让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焦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问题怎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没有眷恋情节造成的问题怎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力争当市民的理想与现实的困惑怎么解决？其实，说到底，这些问题其实还是在原来的障碍之内，都是城乡二元体制和文化水平低下产物，前者尤为根本。

　　城乡二元体制需要破解。所谓破解，即不能一棒打死，不能一棍打翻。城乡二元体制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落后的体制没有跟上快速发展的社会。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30年的转移造成的后果是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广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满怀理想，打平之后发现，这个世界原来不是他们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的城乡体制让进城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受伤后，保险缺失；失业后，他们还是农民；子女入学，“赞助费”让人“望校兴叹”。虽然如此，部分城市试图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失败又告诉我们这个体制不得不继续沿用。

　　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消除之后会面临城市人口膨胀及随着而来的城市问题，也会造成农业人口的短缺。因为在城乡两级分化严重的今天没有农民不会甘愿留守农村，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能够更好的，因为城市的公共设施、便利的生活条件让人羡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指出：“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正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畸形的“民工荒”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农民工也必须转型。九年义务教育历经风雨之后已有95%以上的普及率，新一代的农民工文化水平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在务工过程中的帮助取得明显效果。他们的工作可以更轻松了，维权意识提高了，业余生活丰富了。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普及义务教育，尤其是尝试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仅仅是教育并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加快，传统的靠体力生存的“苦力”市场逐渐萎缩，一大批需要专业技能的企业诞生。企业需要有技术的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却只有体力。这就造成了部分行业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民工荒”的出现告诉我们，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不要忘记让“农民工”也跟着转型，否则，转型后的企业就会缺少血液，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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