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艺术理论的差异探究

西方悲剧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多突出人物的内心自省，以及在与自然命运等斗争中展现的生命精神，中国悲剧艺术则体现对现实人生的慰藉。然而无论是中国悲剧艺术还是西方悲剧艺术，都是在对人生的忧虑，从而给观众深刻的悲剧体现，呈现出多种悲的审美价值。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原因所造成的，导致的失败痛苦，或者是不幸，都称为悲剧。而悲，通常不是指悲哀与悲凉，而是指悲壮，是崇高范畴的体现，一般经过严肃的斗争，悲剧人物是正面的。是由好的事物毁灭，引起人民对此的赞美。悲剧作为生活悲剧的反映，不是随意的生活悲剧都能造成艺术的悲剧，艺术上的悲剧是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升华，凝聚着悲剧艺术家的渲染和调和，比之前更具思考性的独特体现。其集中反映一个历史阶段，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对于悲剧来说，广义上一般是指戏剧冲突所引发的实践。狭义上则表示在社会生活中的悲剧。这种以悲为特点的审美一般通过激发人的精神，唤起人们悲的感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则很难直接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必须通过艺术的加工才能进入审美的视野。

一

然而，悲剧意识观念不是静止不变的。情节是悲剧中最重要的基础和灵魂。在古代悲剧重视情节;近代悲剧更强调的是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矛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悲剧和传统意义上的大相径庭，被无可奈何的笑所替代(黑色幽默)。西方的悲剧最早可以追述到以命运悲剧、英雄悲剧为代表特征的古希腊悲剧。

朱光潜先生曾对古希腊悲剧做出一个经典评价“希腊悲剧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和性格的产品，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那个民族的必然产物”。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206页)悲剧是古希腊的一种戏剧形式，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歌剧“酒神颂”。在希腊产生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利彼得斯三位杰出的悲剧诗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第一个系统的研究悲剧美学的学者，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模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19页)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的悲剧应该具有崇高的气概，描述的主题应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为自由、理想、正义而献身;同时也强调了应该重视情节。净化说作为亚里士多德悲剧说的核心，描写的人大都和我们相类似的人，因而我们对他心生怜悯。所以当剧中的人物受难时，因为和我们类似，因为我们害怕剧中的灾难也会降临到我们，这种忐忑不安和怜悯交织在一起，对自己不利，因而需要宣泄，宣泄的结果是使心灵得到净化，道德得以提升，从而身心愉快。

古希腊悲剧所展现的艺术特征虽然出现在两千年之前，但是却仍然历久弥新。而其中所对悲剧的经典分析在现代看来仍然能为现代的悲剧艺术发展研究带来启迪。在悲剧和命运的关系历来是为美学家们所关注的，尤其是古希腊的悲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类属于此。在古希腊悲剧中，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英雄人物，以《俄狄浦斯王》为例，俄狄浦斯王得知自己在命中注定会杀父娶母的命运后，力图摆脱命运的安排，然后历经多番努力，还是未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俄狄浦斯王是无错的，然而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致使其对命运的抗争失败。人们在对他命运的悲叹的同时，又为其非凡的英雄气概所赞叹。并为这所体现的那种崇高的精神所折服。从伦理的角度，悲剧表现的是善与恶的斗争，在善的被否定过程中来展示其美学意义。在善与恶的交锋中虽然恶经常占于上风，或是斗争的结果是善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悲剧的实质所在，只有在因善对恶的认知中或是存在着决策斗争的重大失误，因此而导致的失败，才能称之为悲剧。从人性的角度上看，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生性善良，其行为也是合理的，但是因其性格上存在着某中缺陷，从而使他们在实现自己合法权力中受到挫折。古希腊的悲剧所体现的人类悲剧最高境界是因为通过悲剧的冲突，人在此与命运的斗争中，不断的认识自己，敢于面对自己。

进入中世纪以后，悲剧主要以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主人公也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市民，建立起了以市民悲剧，如莎士比亚以性格悲剧为题材的悲剧。此类悲剧的主人公出发点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本人是无辜的，但是破坏了规律，却得以悲剧结局。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后对悲剧研究极具突破性的美学家。从历史的纬度来阐述悲剧，他认为悲剧引起的是各种冲突，并将这种冲突归结为伦理的力量。对于悲剧冲突的结果，黑格尔认为是对立的双方达到和解，是“永恒力量”的胜利，从而证明其悲剧的结局不是真善美的毁灭，而是真善美的胜利这一观点。

悲剧艺术在以悲的形式给人以美的享受，好的悲剧应是显示出其社会根源，悲剧在对现实生活中对美的肯定的同时也对恶势力持以否定态度，在悲哀痛苦中感受着美。然而生活中的悲惨经常和恐怖相联系，艺术中的悲剧则被艺术化成生活中的典型，突出了艺术美感，而非恐怖一面。作为最积极的审美效果，悲剧使人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悲剧固然会使人产生恐怖，但是在这个理性的恐惧之中，使人思索人生的严峻，同时接受命运的挑战，逐渐在思考中日益成熟，使人性变得更加完整。

二

中国的悲剧艺术虽然也和西方悲剧一样充满了灾难和不幸，但是与西方悲剧主人公与命运抗争不同的是，中国悲剧的主人公大都在面临不幸时很软弱，不与命运做抗争，充斥着善与恶，忠与奸矛盾的纠结。究其中西悲剧不同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中西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审美思维方式的不同，因而产生的差异。

西方人更遵循个体自由原则，而中国人在这种封闭的内陆环境中更强调整体性，对自由加以限制。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西方社会所确立的是民主制度，中国社会建立的是家庭国家的模式，以德礼孝为核心，强调贤者自制。因为西方悲剧更能体现人类强烈的生命欲求，由此升华的旺盛的实践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这种原因，在悲剧方面中国在对悲剧主体性研究有所缺失。

中国悲剧一直被誉为大团圆式，胡适曾将这种追求完满结局的文学称为“说谎的文学”，抛却先天的国人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制度来看，造成这种大团圆结局的“悲剧”主要是缺乏真正的悲剧审美观念。王国维作为对近代传统悲剧进行抨击的第一人，在对《红楼梦》进行评述时，认为此书为“悲剧中的悲剧”，他认为中国传统戏剧、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张颂南《中国现代文学纵横谈》，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9～15。)

人类的悲剧意识正是由于人从现实世界到达理想世界的漫长路途中所必然产生的哀怨、忧患以及进取精神。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人类悲剧意识不断生化发展的历史，那么研究悲剧也要从研究人性开始。人在历史中不断追求完善，感情和理智，理想和现实，生与死这三大矛盾是长期围绕人的心灵，由此而引发的悲剧冲突也是永恒与不可避免的。

三

西方悲剧艺术强调主人公在面临困境选择反抗，即使是在抗争中毁灭，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了人的生命意志，呈现出的是一种崇高的尊严和伟大。而传统中国悲剧主人公在面临不幸时却是选择张扬光辉的伦理。虽说历经中西文化碰撞，中国悲剧在现当代发展迅速，然而始终无法摆脱结局对现实的缺憾和化解，终极价值体现的是人生的慰藉。那么，悲剧之所以具有如此美感，体现在其呈现的极大的悲的审美价值上。朱光潜先生就曾提出过悲剧更多的是从观赏者的角度来看。

对此，做出最好说明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在柏拉图看来，悲剧是把别人的苦难和不幸拿到舞台上赢得别人的掌声。然而亚里士多德则对悲剧持肯定态度，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19页)具有净化的意义。亚氏认为悲剧是具有一定长度的模仿，其媒介是语言，不应该写好人由福转祸、坏人由祸转福或是穷凶极恶的人由福转祸，只有人的弱点或是人的过失所造成的困难才能写，纯粹的好人或者是坏人则不能写。而担当这些过失说主角的往往是上层贵族由于人为因素的过失或是弱者而遭殃。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曾对悲剧产生的净化，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在亚氏看来，因为我们和悲剧主人公是相类似的，所以当他们身处厄运时，我们害怕自己遭受和他们相似的遭遇，因此内心产生一种怜悯和恐惧，从而得到一种宣泄，内心达到平衡，得以净化。而这种痛感，被后来很多美学家认为是一种深层的快感，如朱光潜先生认为“净化”是指从医学角度上看，更多的是宣泄与治疗。尼采也曾提出过“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真的成为原是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71页)，即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舒张，而这种感觉只有在遭受灾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快餐文化的兴起，因为中国文化先天重视伦理因素，虽然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现代悲剧与已经与古希腊等传统悲剧大不相同，从英雄人物或小人物日益转向与日常生活中平常人物，其场景与情节更贴近生活。观众日益关注的是一种直接的速成的悲喜哀乐，怜悯和恐惧以及崇高之感日益减少。当然，这种担心现代悲剧成为麻木的悲剧，或许有点悲观情绪。然而，纵观中西悲剧艺术的发展，西方悲剧所表现的对人生的痛苦和忧虑，极具深刻悲剧体验，而中国悲剧却更多的是在悲痛之余产生对未来的希望，由此，笔者认为，中国悲剧的发展更多的是在吸收西方悲剧的精华，多角度的对悲剧进行创作与分析，立足于本民族，兼收并蓄，方能为中国悲剧艺术注入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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