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读书笔记

　　读《理想国》的过程中都是随手做的笔记，它的内容太过丰富，我并未选出一个特定的点来讨论，姑且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并同时写出感悟。

　　第一卷的对话主要围绕着色拉叙马霍斯与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的探讨展开，色描述的是历史的实然，他认为“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历史是成功者书写，正史和野史中的王权该怎样评判?他认为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那么此处就涉及到一个公权与私权，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的问题。色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的，不为被统治阶级考虑，也即公权完全取代私权，国家自由完全取代个人自由。而苏格拉底揭示的是历史的应然问题，他认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而只顾自己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在苏那里，正义应该由道德原则来审定，法律是要整合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将正义最大化。苏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为立宪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加以承认，然后最大程度地妥协。

　　色作为诡辩派的哲学家，认为“不正义的生活比正义的生活更好过”，这实际上是一个义利之争，色追求实然层面的物质利益，但又试图用道德上的的正义予以解释，在辩论的过程中用超验、普遍的正义与经验的事实相结合必然会产生矛盾。

　　第二卷首先就三种善进行了探讨，从有用到好到善，这是一个从物质层面到去实体到终极先验探索的过程，之后又继续就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探讨，并提出对神的一些看法。在世俗利益层面上，人都是会行不正义的。而柏拉图想要探讨的是人的精神层面，在他看来，实然的、物质的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应然的世界。把这个与东方文化中追求世俗利益，成为“帝王之师”的儒术做一下对比，即可见西方神学的根基。从个人正义过渡到城邦正义，在城邦在各个组成成分中，柏拉图重点谈到的是护卫者，他将卫士与狗作比喻，认为“两者都应该有敏锐的感觉…昂扬的精神斗志…对敌人凶横，对朋友温和。”这些强调的是他们的天赋品质，同时柏拉图也注重后天教育，“体操锻炼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这种教育方式不是把人教育成为某个目的对象，并非技艺层面的工具，而是一种真正的自主人格完善。音乐中包括的故事，而这是对儿童教育的第一步。在西方，科学、制度、法律、语言都有一个超验的层面，这也得益于柏拉图的世界由语言建构，寻求世界的本质(defintion)。柏拉图认为儿童故事应该审定，《荷马史诗》中把神混同于人，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实然与应然的问题，历史的价值在于为今天和未来的行动提供借鉴，很大程度上历史不是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这就是希腊神话成为历史的原因。

　　在谈到神的时候，柏拉图谈到“神只是善的原因，而不是所有事物的原因。”这与基督教的神学不同，基督教认为神是全能的，世界的一切都由神创造，且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世界是本来就存在的，神不过是赋予了世界以理性、秩序。他对于恶的产生给予的解释是，灵肉结合过程中激情欲望掩盖了理性层面，或是善的缺乏导致了恶。柏拉图需要构造一个全善的神，以供卫士遵从。

　　第三卷开篇谈到死亡与地狱的哲学，苏格拉底之死也证实了一种精神文化，死亡是肉体的朽坏，他们起初都是有罪的，犹太人在动乱中杀死了摩西，从托尔斯泰《复活》中也可以看出西方强烈的罪文化。之后又谈论到诗歌的韵律，之所以音乐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也许是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时间一过去，音乐就没有了，音乐无处不在，耳朵关闭不了，而像美术就是空间的艺术，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了。对音乐的研究是理性的反思，对于生活层面的事柏拉图是一概不管的。然后又谈到酒，在柏拉图那里，“喝酒与萎靡懒惰对护卫者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这里其实又表现了柏拉图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情感触发是人体内的动力系统，这是非理性主义者所看重的;而自识、反思、评价才是制动系统，是理性主义者所看重的。通过柏拉图对音乐等艺术教化作用的阐述，可以发现传统的艺术有肩负道德伦理的责任，但道德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导致虚无与空洞。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了，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道德的监护人作为父母姐妹应该怎么做?而后柏拉图又对美的问题作了辩论，苏说道“心灵有内在的美，形体上又有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协调的美---这样一个既有外在美又有内在美的人，在能沉思的鉴赏家眼中，岂不是最美的景象吗?”这句古老的话在今日又重新见到其作用，和谐从人与自然的层面上升到人与人之间到现在的人的内在关系的和谐。决定外在关系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市取决于人的个体心灵的内在健康与内在体验。最后柏拉图提出了一个“noble lie”，金银铜铁的品质是天生就有的，但只有在后天实践中才能显现出来，柏拉图提出了一个阶级可流转不僵化的理论，这是直至今日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法制缺失就使阶级流转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noble lie虽然高尚，但依旧是谎言，他可以使人心平气和，为最高的真理服务也许说服了柏拉图讲出这个noble lie。

　　第四卷开篇柏拉图就强调了全体公民的幸福才是整个国家的幸福，在古希腊“公民”身份是一种荣誉，柏拉图强调“整体国家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公平与效益问题，政治伦理考虑的是公平问题，正如现在的西方代表是各个阶层的代表，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质上只是特定阶层的代表。柏拉图特别注重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富有和贫穷，穷则骄奢、懒散贫则粗野、低劣，他们都要求变革”，中产阶级代表了大多数，这也是目前西方拉票的一个主要对象，当然这个也是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紧接着柏拉图又提出了有关城邦规模大小问题，第一要便于统治，第二社会的等级是以自身的能力调节的，不是僵死的，但是具体的法制涉及也是没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希腊城邦制度转而民主的原因，规模一般比较小不至于无法管理。而后柏拉图又谈到不让音乐翻新，因为音乐是用来陶冶心灵，而社会制度、思维模式、风俗习惯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今日很多人所困扰的寻根必要性的原因，没有传统意识与历史意识是很可怕的，人找不到自己的根，没有稳定的精神寄托也许会陷入恐慌或无聊。之后柏拉图又谈到城邦法律的问题，首先，规则意识问题，柏拉图强调“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得制定成法律”，这就涉及到公德中的潜规则与明文法律，其实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两者的关系协调，法的神圣性是以政治的公正性与神圣性作为基石才可避免落入利益全套的任意性，这就体现了柏拉图以“德”来奠基“法”的一个法理学基础。

　　在第四卷最后，柏拉图提到了城邦正义的四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智慧不是技术，而是知识，是理性支配之意;勇敢是意志支配实践行动;而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控制了某些快乐与欲望”，它上承和谐，下承中道，是对于某些发自自身的向外的能量的克制，也顺此引出了灵魂三分，理性需要控制非理性部分的欲望与激情;最后一点即正义，“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实行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用几个简短的字来说的话，即是“各安其分、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统治者是脑，以理性支持;卫国者是胸部，寻求激情、爱、恨;工匠、劳动者是腹部，受欲望支配，不容易受到理性控制。但柏拉图并没有否认欲望，他认为人的精神动力在于欲望，但欲望不应超越欲望的范畴，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导致的是美德、理性。五种灵魂高度对应了五种政体，这将在后面被详细讲述。

　　第五卷主要有三个方面：1、同职同教2、婚姻家庭问题3、相论。首先柏拉图主张给予儿童以同等的教育，无论男女。在格劳孔提到教授时会遇到裸露问题时苏的回答很有意思“在理性认为最善的事务面前眼睛看着可笑的事物往往会变得不可笑。”在古希腊，裸露与淫荡完全是两回事，古希腊人体绘画比例的要求，神庙不准穿鞋等都体现了对身体的尊重。教育强调的是一个公共性质上的，西方目前的教育也是家庭与公共教育相结合，而在中国古代，大多数人的教育是由家庭完成，就连皇帝也是如此。在婚姻问题上，柏拉图提出，卫国者妻儿公有，计划生育同时还要优生，对最好的后代予以培养，最坏的不予以培养，拿到现在来看，这是对于个体权力的侵略;卫国者必须抛弃一切个人利益，不该有私人财产，包括家庭，这样的评判标准再一次体现了柏拉图的应然探究，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财产、儿女以及亲属的私有”，但他也只是对卫国者这一个阶层要求这样严格。柏拉图作为公有制的奠基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此后还有康德、马克思都是走的这条路;而亚里士多德就是以经验主义、私有制为主要观点，洛克的《政府论》对私有制的强调，为英美立宪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五卷最后，柏拉图提出了相论与哲学王。他强调的不是认识美的东西而是美本身。他区分了存在的两种形式：being，是逻辑的，静止的;existence，是对外显现的，总是在交付自身与否定自身当中。变化则是在否定自身，而静止则是在维系自身，死亡、衰老即是对生命的否定，黑是对光的否定。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知识本位论，在寻求知识的四种特性:确定性、可分析性、可被言说与传达性、普遍的必然性。这是对于experience层面流变的经验的否定，这也是意见与知识的区别。评判一幅画是通过它本身的美而不是他的现实性，从价值意义上谈论他的“相”的理念，从存在论意义上理解相难，但从认识论意义上，只有当感觉用文字、信息确定下来才是永恒的，唯有被记录下来的信息才能永恒化。“哲学王”代表了哲学家与政治家的两种品质，沉思与审慎。将沉思的理论理性与审慎的实践理性相结合，政治哲学史是很高尚的，内圣外王，柏拉图虽然还是落入了一个理想化的陷阱，但这对西方哲学家的崇高地位，对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卷探讨的问题如下：永恒与实在、真理与正义、教育环境、日光喻与线喻。哲学家的天性里，柏拉图讲到“永远酷爱那种能够使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永恒的实在实体与变化的存在是有差别的，它超越流变，巴门尼德的being、毕达哥拉斯的数、苏格拉底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存在、柏拉图的idea,这些都是非流变的。生命、记忆是从哪里产生?肉体消亡、自我又活了，到底是有还是无?人出于本能意图永生，意识直观的判断与人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相关。在此内知觉领域语言领域时，永恒性就在其中。否定永恒性就是对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动摇，这种哲学起源于巴门尼德，永恒的being是哲学的基础，从意识的内知觉(也即反省、直觉而不是经验感觉)里得出了圆、数的being的相关永恒性。唯有being能够被言说，拥有名称，当感觉之物消逝时，定义仍有。永恒就是真，真不会自我否定，它保持逻辑一贯性，具有普遍必然性，既符合内在的原则，又可被外在的某个实存检验，既是观念科学向内的求真，又是经验科学向外的求真。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论的建立使得知识论坍塌，人们不再相信有单一的、纯化的实体存在，这也许也可以作为中国人对于一神迟迟不肯接受的原因。“真理的队伍里倒是有一个健康的和正义的心，由节制伴随着”，认识真理因而正义。

　　而后柏拉图又谈到了哲学的非实用性，正是这种非实用性决定了学术高于世俗权力的权威，并且不受它的控制。祭祀、文字记录的地位是高的，但学术本身的价值意义又常被权力忽略。在西方教皇权力高于皇权的时代，世俗权力被神权压制，与中国稍作对比，就明白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为何出现不了像西方那样的一个教士阶层。理想主义有必要提出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状态，西方的大学，大多数是在神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世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的教育在神圣性取消后就开始强化现世主义，强调技能训练。神圣性是一种理想主义，放弃理想主义，经济权力兴盛，公平正义真理会被遗失，落入现实主义的极端。人的道德提升是被动的，苏格拉底的被呼唤，柏拉图的被提升，因此人民需要被教育。这就是日光喻的一个核心所在，教育实际上就是再添加人后面的光照，光照不同人的能力也不同，前提思维、思维模式、看问题的清晰度就不同，也即柏拉图的启示说。光本身不作为认知的对象或认知的主体，只是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就如方法本身所起的作用一样。眼睛睁开，只有对象沐浴在光之中才能被看见，思想打开，只有对象沐浴在理性之光中才得以通透。“眼睛所具有的能力取自太阳所放出的射流”，这样的比喻，也即物的存在封闭在自身之中，物的存在因光照而超越自身的封闭性显现于外。“天上的哪个神的光，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地看见，使事物能够很好地被看见吗?”世界的显现与存在要进入言说就必须有光，而讨论光则必须要追溯到光源。“善在可见世界中所产生的儿子就是太阳。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好比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世界一样…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自己的存在与实在，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他的地位和能力都高于实在。”这段话揭示的善即是终极光源，而后半句即是从知识论和存在论两个角度来分析善，知识论研究显现与语言问题，存在论研究超越意识之外的一种实在的终极追求，但容易陷入独断性与神秘性。

　　日光喻之后，柏拉图又谈到了线喻，世界分为可见和可知两部分，可知部分研究的是相本身，是理性与知性，而可见世界研究的不过是影像。在可见世界，“由假定下降到结论”这实际上即为现代所说的演绎，在可知世界“由假定上升到原理”，，也即现代所说的归纳。这些为数学逻辑提供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数学的大前提是演绎，但对于根的探求，也即假定的探求，需要一个终极的原理来解释，这时只能上升到可知世界来探求。

　　第七卷主要讲了三个问题：洞喻、更高的教育、辩证法。洞喻是对教育作用的深入阐述，至今仍是哲学界的一大话题，这里仅仅提出对其中几点问题的思考。首先，苏格拉底说到他们“被解除桎梏”、“被迫站了起来”、“逼着他说出那是什么”，洞穴中人从看到阴影到看到木偶到看到洞外阴影到看到水中倒影最后到直面日光，所有的动作都是被动的，这印证了此前所说的西方文化中的被拯救、被呼召的一面，知识的提升与道德提升都是被拯救的，人的本性是恶的，通往天堂的道路狭窄而崎岖，自然本能使人在世时生活在“道听途说”、“闲语”、“好奇”、“沉沦”的环境里。其次，为什么一定要走出洞外，在洞穴里大家都生活得很和平，也不知道痛苦啊?对此可以给出的答案是，人性中的本能只能在洞外的世界中才可以被激发出来，追求真理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对于人性的探求才是真的。且这种痛苦只是肉体上的痛苦，也即灵魂三分中欲望层面的痛苦，但他的理性层面是不断满足的，是幸福的。格劳孔说道“他宁愿承受任何困苦也不愿过囚徒生活的”，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使命感。最后，洞内的人会杀了这个醒来之人吗?人终将获得胜利，理性教育使得自然灵魂得以提升和转向。自然环境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家庭的熏陶使得人性中的非完成性得以继续完善。

　　洞喻之后，又谈到了更高的教育问题，柏拉图将教育分三个层面：1、算术;2、几何学;3、天文学。数，在柏拉图那里，其功能不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中有所帮助，而是“把心灵引至真理处”，它导向了善的理念，建立了一个纯粹思维的世界;但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导向了一种实用性，技术性，强化了经验世界。纯粹的数与实用的数是两码事，数不同于感觉，数具有公共性、清晰性、永恒性，而感觉只有私人性、模糊性、当下性，因此算术应该作为基础学问;而后是几何学，这是一门空间的知识，“几何学乃是以永恒事务为对象，而非某种有时产生，有时灭亡的事物”，柏拉图在此处说几何对战争有帮助，他想强调的实际上是由于几何学能把“灵魂指向真理”，因而它才能对战争有所帮助。这与我们今天的趋势不同，在柏拉图那里，学问真而有用;而现在的学问或各学派认为学问有用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为真则可以忽略。最后谈到的天文学，“所有抬起头来仰望天花藻井的，都非用眼睛而是用心灵来学习”，这可以解释中西建筑史上的一个巨大的不同，西方对于穹顶很关注，强调上面的装饰，强调向上看。

　　第七卷最后谈到的是辩证法，“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靠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的本质时…这个思想的过程称为辩证的过程”，辩证法即是对话法，首先需要给出一个概念定义、语言定义，其次用逻辑、思想来辩驳，同时用对话推进，最终揭示终极所在，达到善的相。辩证法是实现相论的过程，最终也将达到实在，也即相，辩证法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不用假设而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以便在那里找到可靠的依据”的研究方法。辩证法需要有一个终究实在，使不断的否定拥有意义，否则成为诡辩法，遁入虚无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一神论反而避免了思想界踏入神秘主义的漩涡。

　　第八卷谈到的是五种政体：贵族政制、荣誉政制、平民政制、寡头政制、僭主政制。此前柏拉图已经在第四卷中对于贵族政制给予了讨论，“如果是由统治者中一个卓越的人掌权便叫做王政，如果是由两个以上的统治者掌权便叫做贵族政制”，特点是统治者受过教育培养，且不会更改国之法令。他们具有道德与知识，不可能选举所有人做决策，只能选举代表来做决策，这让人想到代议制民主。

　　其次是荣誉政制，柏拉图认为“政制制度的不合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合而引起的”，紧接着他解释道统治集团的后代不可能永久都是最优的，也即护卫者会堕落，此时他们不关注音乐教育而重视体育教育，导致“铜铁集团趋于私利，兼并房屋土地、聚敛金银财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劳动者占据了统治权，荣誉政治的本质即是知识、道德、名誉的名义来聚敛财富。

　　等到私产破坏了荣誉制度，寡头制度上台，政治权力集中在富有的人手中，他们通过法律来确定政治当选者的财产标准。此时道德正义彻底退隐，爱财贪权的本质显露出来，但统治者既崇拜财富又朴素节制。一些世家子弟由于懒散变为贫民，而统治者的后代养尊处优，财阀政治使得社会不稳定，由于寡头政治的三个特点：1、有财产的不一定精通政治工作;2、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无法组织战争;3、造成游民;这些特征只能使得内战四起，平民胜利，转向民主政制。

　　民主政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没有统一的力量，享有充分的自由。这种社会环境有些类似于我们今日若能不加管束的网络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知识、庄严、理想、虔诚在平民那里沦为泡影，以经济为中心，丧失正义感，亦无公平，无同情心、无公正性，道德虽不能取代政治，但应指引政治。这样的状态用海德格尔的dasman沉沦状态可以解读，丧失理智、缺乏责任，社会这种平均状态使个人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神圣、庄严的行为成为了游戏，“明礼义而知廉耻”，“耻”字没有了，底线就被攻陷了，今天的食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无不归因于此，政治经济道德三者必须要共生共荣。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欲望膨胀，柏拉图用灵魂马车喻表明欲望必须置于理性的调治之下，天国的光辉被人间的欲望遮蔽后光芒四射出来。从技术到物到欲望到理性又到无聊，物质文化需要有效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转而又对物质文化产生破坏，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到汽车，从平房到高楼到别墅，人何时才会满足?要实现自我的救赎，在柏拉图那里，怕只能依附于一个神，将人的有限性融入到神的无限之中，不依赖人的自然本性，才得以使自由意志表达。无益的欲望使得节制遗失，“极端可怕的奴役，从极端可怕的自由产生”，僭主政制的时代随着节制遗失而到来。。

　　自由的前提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否则自由散漫的结果必然是极权，没有规则制度保障，必然导致专制。僭主制是智慧节制的逐渐丧失，民主政制中的三类人：社会活动家、富翁、平民中会有人获得声望被推举为“保护者”，他们组织战争，使得政治稳定下来。僭主和群众于是都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第九卷接着提到僭主个人的问题，由于人们在梦中理智的丧失，柏拉图认为这是人性恶的主要标志，梦中的世界是私人的，清醒的世界是公共的、有规则的、有秩序、可言传的，梦时人的自然欲望释放理性昏睡，而公共生活中人有清晰的理性自制。一个僭主式人物就是“醒着时能够干梦中那种事的人”，这种罪恶使他成为了十足的暴君。他的产生过程是“把这人身上的节制美德扫除干净，让疯狂取而代之”，这里的疯狂讲诉的就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但这种极端体现在欲望的自由而非意志的自由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孤独的统治者欲望极度放纵，没有朋友，没有公共生活。在当今社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经济、文化生活的极端社会化，而个人生活又由于要标新立异变得极端个人主义，丧失了公共生活是很可怕的，这方面美国相对中国就做得好多了，例如美国社会对于组织的放开，同性恋联盟等的建立排遣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压力，这样的公共生活平台构建才可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建康。

　　随后柏拉图又对灵魂三分做了进一步解释：理性追求真理，激情勇敢求誉，欲望追求利益的快乐，受到理性引导的哲学家、爱智者们得到了最真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自足的，不外求的，最善的。由理性引发的快乐是永恒的，与相对的快乐对应，你可以看到当生病痛苦完之后，你才会为你的健康感到快乐，这种快乐即是相对的快乐，它是不稳定的。看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理解：自足的、终极的、追求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可知在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对理念层面、道德层面的探究是它的根基。

　　全书至这里对于五种政体的阐述已全部完成，贵族政体对应理智美德，荣誉政体对应激情，寡头政体对应必要的欲望，民主政体对应必要与不必要的欲望，僭主政体对应无序的不必要的欲望。从整个城邦来看，僭主政体是最不幸的，困惑、欲望不满足、最不正义。从三种快乐的标准来看，柏拉图始终在强调哲人王的观念，这种快乐划分标准对于哲人是有利的。

　　至最后一卷，柏拉图的观点基本已表达完毕，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未经考察的命题是不值得拥有的，柏拉图考察的是人的信念基础，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为了反讽而反讽。哲学仅是解惑，最根本的信念是难以动摇的，从伦理学或者其他哲学类书籍中得来的品行终是不稳定的，儿时起的经历、教育才是可积累可深入地付诸生活实践的。对广大的人民来说，需要的是常识，有了常识就不至于陷入极端，类似像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漩涡也许不至于陷得那么厉害，那时除了内在的恐惧之外，心灵总是会因漏掉常识而被蒙蔽的。

　　柏拉图对于哲学、人性、政治的探究为西方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对真、善、美、正义这些idea层面的精神追求是《理想国》从始至终不变的话题，对人性的揭示，对政体的剖析使得《理想国》对今日自由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启示。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贵族政制时的统治者的道德德行再进一步扩大成一群人，他们各有所长，各有代表，形成代议制民主。在自由思想缺失的时代和国家，对柏拉图的阅读能够促使每一个读者更深地了解自由，摆脱未曾思考过的框架的束缚，试着让这种观念融入到生活中，结合今日的时代，以理论为基，看清现实，想想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看看自己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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