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XX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XX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１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XX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22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XX多人！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XX年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７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许多社会问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与贫富分化问题密切相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改革来解决。

初次分配就应体现公平
中山大学教授舒元表示，过去近20年的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经表现出过度向政府部门、向大型企业倾斜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说，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XX年年他在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问卷调查，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公平度的认可很低。
郑功成说，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的认可，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因此，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怎么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教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给群众以“公平感”，让相关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

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绩观，淡化gdp指标，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很大问题：一方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政绩明显啊！这样的领导往往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财政的钱，为老百姓服务，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在干部的升迁方面说不上话。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改善民生，还能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拉动经济的短腿变长。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多年从事房地产业的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志忠表示，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应该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在房地产的税收方面，可以实施“穷人免税、中产低税、富人重税”的房屋使用权税。华志忠说，目前该政策迟迟难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过于庞大，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还是应该尽快实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综合国力支撑不了民生需求，而是还没有切实有效地秉承社会公平。他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为普遍的论调，很多政府部门是做了好事不说，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的计划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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