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探索

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探索

福建省泉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       吴    松    江

（一）
   安全是道路运输企业的生命，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需要创新。道路运输业是一个关联着千家万户的行业。如果不能做到生产安全，旅客的生命、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社会的安宁都将受到威胁和损害。道路运输业的生产安全，主要是行车安全，它既受内部管理因素的影响，也受道路、桥梁、气候和外界人为因素的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长期困扰着人们的大难题。多年来，各级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道路运输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综合治理。然而，安全状况仍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道路行车事故次数、伤亡人数一年比一年多，恶性道路行车事故不断发生，坠毁、爆炸、火烧车事故也时有所闻。究其原因，是道路行车安全管理严重滞后。沿用了几十年的安全管理措施，适用不了车辆更新、人员更新、企业管理机制更新，运输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也更新的时代，安全管理需要创新。
 安全管理创新的方向在那？如果我们把目光仍旧回到旧的安全管理机制上，就会发现，几十年来，不管是交通主管部门、交警部门还是企业领导，对行车安全，一贯采取“管”、“卡”、“压”的管理办法。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对待驾驶员，特别是肇事的驾驶员，从来是讲话口气硬，处罚措施严。驾驶员一旦出了事故，领导批评，同事讥讽，亲人埋怨。在这重压之下，驾驶员是慎之又慎，然而，还是事故不断。“硬压”的效果不好，可又有什么好办法呢？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借助文化的力量，加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构建一种人格化的安全管理新机制，这也许就是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创新的出路。
（二）
 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企业文化是当代世界企业管理的新热潮。尽管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差异，但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80年代传入我国后，经过不断的实践和 探索，企业文化之花已在我们的国土上结出丰硕的果实。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就是借助企业文化的成果，充分运用文化的导向功能，把长期的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行业特点的安全管理经验，提升到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境界，成为加强和改进企业的安全管理的精神动力。它包括企业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产责任感，安全道德观念，安全目标和安全行为准则等，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企业安全管理的一种理论。
  在安全生产实践中，道路运输企业首先要根据本企业安全管理特点，提炼培育企业员工普遍认同的科学的安全价值观和安全生产理念，用简练的语言给予表述，用以激发职工安全生产工作热情，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感；提倡用安全哲学辩证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改革、安全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用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理念指导生产经营管理，把安全生产摆在第一的位置；用正确安全价值观对事故突发瞬间自己行为进行调整和约束，做出保护生命财产，减少损失的选择。通过创建企业安全文化达到提高全员的安全素质，促进实现安全行车的目标。共4页，当前第1页 1234
（三）
   在企业安全行车管理过程中，职工的创造性、向心性思维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心理要素，是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道路运输企业职工对文化情有独钟，早在90年代，在汽车驾驶员中，兴起一股在驾驶室悬挂毛泽东像的热潮，据说就是驾驶员为了祈求平安。以后，人们按照各自的喜好、信仰，把驾驶室布置得色彩斑斓，有的还给自己的驾驶室起了雅号。这反映的就是一种文化现象。笔者曾在1990年在《汽车驾驶员》杂志上，对这一文化现象按照驾驶员的不同心态，给予不同的归类，提出做为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对萌芽在职工中的文化现象，要站在安全生产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积极加以引导，把职工的热情和创造性引导到安全管理上来，为安全行车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这一看法，越来越成为共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成为全行业安全管理共同追求。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实践，越来越多的溶入文化因素，越来越贴近职工心理要求，在企业安全管理上，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
  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全体职工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现代道路运输，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运输设备的技术性能日臻完善，高速公路的大量兴建，公路快速运输系统的初步建成，现代通讯、各种监控手段日趋先进，这些对搞好行车安全，固然十分重要，但掌握、使用、处置这些先进技术设备，对安全生产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人。生产技术程度越高，人的管理地位越显重要。这就需要用先进的企业文化引导职工，加强职工的安全文化修养，培育职工安全自律与他律的意识。
 要重视企业职工安全素质的养成教育。各道路运输企业要把全员安全培训放在首位。教育培训分系统教育和自我教育两方面。系统教育方式有：培训、轮训、复训、安全报告会等。自我教育方式有：安全例会、安全知识竞赛、安全谈心、安全帮教等。安全培训的目的一是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变安全生产“要我干”为“我要干”，变“要我管”为“我要管”，变少数人管理为全员管理。二是提高全员安全素质，使管理者和操作者都能了解事故发生规律，掌握先进的安全管理设备，具备妥善处置突发事故的本领。
 要重视凝聚各方面力量。党政工团要齐抓共管，各方面都要根据职工不同工种、不同岗位、不同心理特点，从各自工作角度，设计好活动载体，围绕企业安全生产创一流，开展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活动。比如，各个时期的安全竞赛，安全月、安全周的竞赛，党政领导安全嘱咐，家属安全劝导，共青团安全监督等活动。
 要重视安全管理队伍的网络化建设。在原有安管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行政领导为中心，向基层运营片区、运营单车幅射的安全管理网络。每一个层面都要有人负责，每一个层面都要做到人员、制度、措施“四落实”，每一个层面都要重视安全文化建设，每一个层面都能运用系统工程 的原理、方法，分析、评价系统中的安全状态，及时发现、通报系统中的危险性，通过采取综合措施，使系统内发生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安全达到最佳状态。
 要重视持之以恒做好安全文化建设。文化的熏陶功能是不能一竿见影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做到月有安排，季有打算，年有筹划，每年都有所提高。日积月累，企业安全文化才会显示其独特的功能。
（五）
  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目标是为行车安全营造一个亲和力很强的氛围。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系统中的要素是人、车和环境，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人是企业之根本，人是管理工作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能否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企业安全管理成败的标志。
  加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当前要创新人性化的管理。人性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在对待事故的认识上要走出两个误区：一是事故不可避免论。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受外界因素制约较多，从企业领导到职工都有一种错误认识：“事故不可避免”。事故发生以后，有些管理者采取自我解脱办法，把事故发生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归咎于“运气不佳”，企业员工中也有同感。人性化的管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事故的发生，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是行动的向导，对事故的正确态度应是从血淋淋的事实中，找出管理者和操作者自身存在的问题，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本领。同时，将经验教训在企业干部职工的头脑中逐步消化、吸收、积累，成为指导安全实践的意识，达到多数人安全生产的目的。这也就是道路运输企业长期实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论升华。二是重处罚，轻教育。事故发生以后，对肇事者轻者下岗，重则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更是免不了的。人性化的管理强调，人是事故的肇事者，更是事故的受害者。有些人就是在肇事中受伤以至丧生，既使没有受伤，精神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事故的发生，多数肇事者是会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自责的。关心事故责任者，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籍，生活上的关怀，化解驾驶员肇事后的心理矛盾，帮助他们从事故的阴影中走出来，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吸取应有的教训，这样的教育作用将更有效，教育效果也会更好。发挥文化的力量，，多给人与关怀，使肇事者从事故的阴影中走出来，使其他职工从中受到启示。为行车安全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在对待制度的认识上，无规矩不成方圆，要重视规章制度的约束力，但对待制度人性化的管理采取的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多数道路运输企业都有十余年到几十年的历史，在安全管理上都有一套规章制度，人性化的管理不能离开原有的管理成果，对这些规章要进行很好的梳理，沿用对安全管理行之有效的，摒弃那些多余无用的，建立适应新的营运环境的新规章制度。使制度真正起约束人，管理人，促进安全生产的作用。
在宣传教育的认识上，人性化的管理重视宣传形式，管好用好安全文化宣传阵地，如安全劝导牌、提示牌、标语牌和安全宣传栏，同时把宣传教育的形式向互联网等高科技领域拓展，开展网上教育。教育形式上，一改我说你听的传统教育形式，开展电视广播专题、安全文艺演出、安全文艺创作，安全体育比赛、安全理论研讨、事故案例等形式。鼓励行车人员和全体职工参与。宣传内容上，人性化的管理少用“严禁”、“不准”，多用“请你注意”，力求形象生动，平等对话，富有人情味。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道路运输企业的繁荣和发展，假日经济的萌生，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使道路运输业的繁荣和发展的势头如虎添翼，方兴未艾。在繁荣和发展的后面，道路运输业也隐藏着巨大的事故隐患。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和新变化，如果我们还沉缅于原有的管理方法而自以为是，那事故的发生将如春风里的野火，扑了这头，那头又生。重视发挥文化的功能，创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也许对道路运输管理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各类险情及事故的发生，改观道路运输不安全的局面能有所裨益。这是笔者提出创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文化的初衷。
                                                                                

                                                          二○○三年八月第三稿定于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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