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钱学森黑板报

　　

　　

　　

　　

　　中国人民刚刚庆祝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不久，就传来了一个悲痛的消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人民科学家、被人们赞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的钱学森同志于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在北京逝世。

　　钱学森的一生，不仅是为中国的国防和航天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一生，而且也是为追求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而孜孜不倦、艰苦奋斗的一生，因此，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一生。

　　新华社在报道钱学森逝世的消息时，称赞钱学森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人民的心目中，钱学森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民族英雄!

　　这位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英雄走了，但他闪光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学习他，在祖国面前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个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头号强国——美国，生活与工作了20年，并且已经在美国有了相当社会地位和优厚物质待遇的著名科学家，为什么要离开它而回到与美国的物质条件相差悬殊、被人们称之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呢?

　　钱学森的回答是：“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他满怀深情地说：“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又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几个大字，饱含着钱学森同志多么厚重的爱国主义情怀啊!

　　2005年7月，一位国家领导人去医院看望钱学森。消息传到菲律宾，75岁老华侨林孙美玉回忆起50年前与钱学森在马尼拉轮船码头一席交谈的情景，感慨之余写了一封信，托人捎给远在北京病榻上的钱学森。

　　敬爱的钱学森先生：

　　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50年了，那时您正在归国途中，船停泊在马尼拉。

　　我们进行了如下谈话：

　　“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我问。

　　“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您回答。

　　“您离开美国困难吗?”我又问。

　　“是的，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它们。”您接着回答。

　　“……我在菲律宾向主祈祷，保佑您幸福。我感谢主，他把您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了中国。①

　　为了报效祖国，钱学森同志是怎样去美国留学，又是怎样走上5年归国路的?

　　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手稿》一书中附录的“钱学森简介”是这样介绍的：

　　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预备班，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飞机专业攻读硕士，一年时间就硕士毕业。1936年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开始了他与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合作者的一段难得经历。冯?卡门的科研和教学实践充分体现技术科学的思想。钱学森在冯?卡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自己总结二战中雷达、原子弹等提高综合国力的经验，从中看到了技术科学是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关键，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一位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1947年，钱学森回国省亲，将技术科学强国的思想带回祖国。他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所作的工程和工程科学同一题目的讲演，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将技术科学的思想传播到全国去。因为看到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打内战，自己强国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就毅然谢绝了国民党当局的挽留，又回到了美国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增长本领，等待为国家效力的时机。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同志心潮澎湃，他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曙光，他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回国效力。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而此时，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失败的美国政府又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一天下午，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

　　最近许多媒体刊载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公开的档案记载的一次审讯钱学森的记录，十分感人。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检察官说：“这四亿五千万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我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再问：“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应当忠于的对象吗?”钱学森回答：“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要由我自己来决定。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狼狈不堪。第二天洛杉矶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②

　　这位在万里之外的海外赤子，孤身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反动势力，不仅没有屈服，而且表现得如此勇敢和无畏，令人肃然起敬。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避开了特务的盯梢，在一家咖啡馆里用香烟盒给祖国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老人手中并迅速将它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

　　1955年8月1 日下午，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时。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回国。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回国后，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这就是被人们传为佳话的“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什么叫爱国?什么叫爱国主义?人们会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找到答案，也会从钱学森同志的人生轨迹中找到答案。

　　人们会问，钱学森为什么那样地深爱我们的祖国?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祖国是钱学森、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母亲。我们的祖国是值得钱学森、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深爱的，因为她不仅有锦绣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古往今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无数志士仁人和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

　　钱学森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就是这个爱国主义英雄群体中新的一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光辉榜样和优秀典范。

　　学习他，在帝国主义面前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和风骨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缓和，外交、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于是，一些人甚至某些共产党员，对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警惕性放松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淡忘了，甚至出现一些丧失民族气节、对洋大人摇尾乞怜的人。

　　有的人名为中国人，实际上早已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他们恐美、崇美、媚美、追美，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例如，有人主张中国要走“美国化”的道路，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西方的附庸;有人主张给美国当“孙子”，一切听美国的摆布;有人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州;有人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多党制，要共产党下台，按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西化、分化中国，等等。

　　而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钱学森，则对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社会制度有着十分清醒与刻骨铭心的认识。

　　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向钱学森发出邀请，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表示他们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钱学森在美国的工作，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对此，钱学表现出少有的勇气、骨气和志气。

　　在美国的20年，他是心怀祖国，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而不加入美国国籍。在离开美国长达54年的时间里，钱学森再也没有踏上过美国的国土。据介绍，回国后钱学森的出国记录只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经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派遣，陪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第二次是80年代受中央的指派，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和德国。除此之外，他再没迈出过国门。

　　说到他不再去美国，还有一个广为传颂的“故事”。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据钱学森同志回忆，胡的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胡耀邦一番话，钱老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胡耀邦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对于美国人给他的荣誉和奖赏，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③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钱学森同志对美国的分析是正确的。1999年美国国会调查中国所谓窃取美国秘密技术所发表的考克斯报告中，仍然将钱学森指为“间谍”。④

　　钱学森同志向来是爱憎分明的。在人民和同志面前，他是“孺子牛”，在反华反共势力面前，他是毫不客气的斗士。凡是接触过钱学森的同志、特别是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他为人随和，关心人、体贴人、善于团结人，但对于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投敌变节分子他是绝对瞧不起，并且会势不两立。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钱学森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在批判方励之等“自由化”分子的丑行时愤怒地指出：“这些个坏家伙，跟在美国人后头想把中国搞乱，搞自由化煽动闹事，想分裂我们，搞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⑤

　　对钱学森的这些举动，时下有些人似乎不理解，似乎认为他思想僵化，但若从他的世界观上去寻找，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去寻找，人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

　　——郭沫若称赞钱老的诗云：“大火无心天外留”。这是一种寻找。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之妻李佩说：“钱先生虽然是世界级的专家，但因为是黄皮肤，在国外不能受到真正的尊敬。虽然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这是一种寻找。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谈庆明说：“钱老不是工程师，而是战略科学家。他想得高，看得远，可由于环境的原因，一些想法都没能实现。没有人可以保证他的这些更高思想的落实。”这是一种寻找。

　　——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说：“钱先生跟别人不一样，他有严重的反美情绪，所以特别佩服能跟美国对着干的毛泽东。” ⑥

　　这是一种寻找。这些寻找，都不无道理。

　　学习他，在真理和领袖面前的无限忠诚

　　最近，BBC中文网在一篇评论钱学森逝世的文章说：“曾经在1989年被钱学森指责参与‘动乱’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钱学森是工程技术专家，而非理论科学家。”文章说：“钱学森在中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科技界，他的政治立场也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变迁。”“钱学森的研究为提升中国国家政治力做出了贡献，他本人也在不同时期发表了许多其专业领域外的言论。钱学森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的理念，以别于强调科学要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派科学家。美国学者里曼?梅勒将毛泽东以后中国科学界分为‘一元派’和‘多元派’。他认为钱学森和何祚庥支持党组织介入科研领域，是一元派;而赞成科学独立性和自由辩论的方励之和于光远是‘多元派’。方励之说，在那场学术争论中，他作为反对派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钱学森还发表言论批判过‘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钱学森表态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抗议活动，作为科协主席，他还批判‘科学界的民族败类方励之参与策划这场动乱的卖国主义罪行’。钱学森倍受中国舆论推崇，大概同强国意识、对美戒备以及强调个人为国家奉献有关。”⑦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说话的，但也从反面印证了钱学森同志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所在。

　　的确如方励之们所说，钱学森同志不但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人民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钱学森多次说过：“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⑧

　　钱学森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对毛泽东思想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可以说，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他的大半生。

　　毛主席逝世后，钱学森在回忆自己曾经四次受到毛主席接见时动情地说：“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⑨

　　钱学森说：“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他说：“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写的那些论文选题都是从航空工程和火箭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而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又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⑩

　　从这些朴素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钱学森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追求是多么执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又是多么深沉!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国内外出现的一股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思潮，老将军黄克诚同志在他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中就说过：“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使我很忧虑。”“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钱学森同志的心与黄克诚老将军的心是相同的。据北京大学现代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赵光武同志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钱学森同志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赵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等四位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强调指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⑾钱学森能说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警世良言，无疑是他对真理、理想、领袖和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生动体现。

　　网上有人说，钱学森是科技界的毛泽东。这话似乎是对钱学森的最高评价。

　　钱学森敬仰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器重钱学森。毛泽东曾风趣地称钱学森为“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人们知道，毛主席是很少给自己过生日的，但在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请了两桌客人，其中就有钱学森，还有陈永贵和董家耕。由此可见，钱学森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

　　学习他，在理想面前争作合格党员的革命胸怀

　　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的最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将最终消灭剥削、压迫，消灭阶级。这个目标的实现，唯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做到。钱学森为了实现人类的这个远大理想，一直梦想参加这个无产阶级先进组织。

　　张劲夫在谈到钱学森申请入党时这样写道：在详细了解了钱学森的经历之后，“我才理解钱学森为什么一回国就那么热爱中国共产党，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学会了新的语言，完全不像一个在海外漂泊了 20年之久的游子。他在美国只是向往进步事业，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是党挽救了他，使他能够归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这个背景看，他要求入党是理所当然的了。”“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 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后来我才知道。学森同志本人对入党这件事也是看得是很重的。他曾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是他一生之中的‘三次激动’之一。”张劲夫在文章中说：“钱学森入党以后，钱学森同志更加焕发出高昂的革命热情”，“为我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国家面临3年‘经济困难’。科学家们生活上困难，思想上对有的问题有些疙瘩，这是可以理解的。学森同志便协助党组和我们一起做科学家的工作。……他能结合自身的体会，对党的方针政策讲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使到会的科学家们释疑。……我从和学森同志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既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经常说，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⑿

　　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甚至有他熟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⒀

　　作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不仅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而且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

　　学习他，在劳动人民面前甘做“孺子牛”的情操

　　毛主席曾经号召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钱学森同志就是这方面的表率和典范。

　　许多报刊网络都报道了钱学森同志“三次激动”的“故事”，其中之一就反映了他与劳动群众的关系。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⒁

　　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回答。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世界观里，人活着就是为人民的解放，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打着“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的旗号，把追逐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目标，为此，有人提出要为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平反”、“正名”，主张“一切向钱看”，并说“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钱学森同志没有被这股思潮所动摇，他多次说过：“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说：“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像他这样著名的大科学家，如果想成为富翁，那是比较容易的。时下，“名人”的一次讲课费、一个推销商品的广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如果再弄个“独立董事”当当，就可能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最近创业板上市，电影导演冯小刚就是一夜变成身价3.6亿富翁的。

　　可钱学森从没有动过发家致富这个念头，因为他心里时刻装着的是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是金钱。所以，他不仅不去为自己“捞钱”，即使正常合理合法给他的稿费、奖金等，他也不要，通通捐出去。1962年前后，钱学森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不要，连装钱的袋子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而补发的3000多元工资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1982年，钱学森等人所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本人将自己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即使是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多，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不仅不爱钱，也不会“享受”。我们看看这位科学家的衣食住行。

　　住的俭朴。钱老生前一直住在仅有100平米左右的普通住房里，并且一住就是50年没变。一位既是原“国家级”领导人，又是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具备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会住这个标准的住房。像他这种情况，在他同级别的人中，没听说有第二人。如果不是国家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的现场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他们知道，比钱学森级别低、贡献也小得多的一些干部以及一些走红的“大师”们，哪个不比钱学森的住房大且豪华?更别说那些为家人办了外国绿卡，到外国去买房的人了。据报道，组织上曾想给钱学森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但遭到钱学森坚决拒绝。他说：“我现在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穿的俭朴。他回国后就脱下西装换上普通的中山装。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钱老回国后，再也没有穿过西装。钱老的司机兼公务员郭何成回忆他1981-1985年与钱老共同生活的5年中，清楚的记得，钱老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穿的永远是军裤，他只在每次出门时换上一件外衣。⒂

　　吃的俭朴。20世纪60年代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在生活上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点猪肉并交代说，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厉声问工作人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很闲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⒃张劲夫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说：“一次我到他家，他请我吃炸酱面，使我看到这位大科学家俭朴的生活，感受至深。”⒄

　　行的俭朴。到了晚年，为了不打扰外地的同志，不给外地带来负担，也考虑节省开支，避免地方高规格接待、大吃大喝，他坚持不离开北京。他不无幽默的说：“我对付这类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哪也不去。”

　　此外，钱学森还为自己规定 “几不”原则，即：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宣传自己，在他写的报告中不用英语，汉字简化后不用繁体字。

　　1991年，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作出了向他学习的决定。钱学森对秘书说：“我看对我个人的宣传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你立刻通知报刊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宣传钱学森的文章已经排好了版，也在他的要求下把稿子撤下来。

　　前些年，“名人录”之类的书很多，他决定不上任何“名人录”，为此，他曾经向报告此事的秘书发火。

　　对于名誉地位，他向来看的很淡。他曾多次请辞全国科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他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⒅

　　这就是钱学森!这就是从美国生活了20年的钱学森!这就是出生在杭州富豪家庭的钱学森!这就是一生追随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钱学森!这就是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钱学森!一滴水珠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具体行动可以折射出人的精神世界。钱学森同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一位民族英雄的高尚人格和品质，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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