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周恩来求学之路手抄报

　　

　　“学前教育”：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不满半岁时，叔父周贻淦病重。当时，周贻淦结婚不到一年，没有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周贻淦心里很难过，还担心自己过世后妻子陈氏日后被家族当成外人看待。为了使周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陈氏有所寄托，周贻能、万氏夫妇决定把儿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就这样，周恩来幼年时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育，称陈氏为“娘”，称生母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文静，才学出众，会书画，好诗文，有很好的修养。因为年轻守寡，陈氏从不外出，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上。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陈氏对周恩来的要求十分严格。4岁时，陈氏就教他识字。5岁起，陈氏就送他进私塾读书，并取学名恩来，字翔宇。

　　1904年，周恩来一家搬到清河县（今清江市）外祖父家居住，在万家的家塾继续读书。陈氏常给他讲历史和神话故事，他所读的第一部小说《西游记》，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看的。1914年10月，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幼时喜闻故事，凡有人能语余以奇闻怪事者，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1905年，周恩来一家又迁入陈家祖居的陈家花园，在家塾中就读。此后几年内，陈氏为了把周恩来培养成栋梁之才，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陈氏还辅导周恩来阅读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小说。

　　陈氏的严格教育，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产生了深远影响。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还感慨地说：“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东北求学：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年少的周恩来，经常与在奉天省（今辽宁省）谋生的伯父周贻赓通信。通过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想，周贻赓对这位侄儿的才学和品行十分欣赏。当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俸饷科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继续读书。

　　1910年春，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奉天省银州（今铁岭县），在他家寄居，并入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书。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阳市）周贻赓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10门。

　　在东关模范学校两年间，周恩来“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由于广泛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周恩来的作文尤受老师赞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其中，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东北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日本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他自己还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

　　随着认识的深入，周恩来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怎样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这使周恩来无法平静下来，并开始了艰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年的10月，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周恩来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1912年10月，周恩来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他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为了论述怎样才能把教育办好，周恩来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具体而言，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并充满感情地说：“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道德亦无由固，而欲丛人才、蔚国器，难矣。”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现出他的非凡才能。国文教师看后，欣喜地评价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1913年6月，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均收入这篇作文。由此，足见这篇文章的优秀程度。

　　从江淮平原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周恩来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他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强健了体格，并习惯了吃高粱。此外，作为南方来的学生，他还克服了陌生环境的影响，学会了结交各方朋友。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为他之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这是周恩来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南开学校：多才多艺、成绩最优的学生

　　经过东北的磨炼，周恩来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更大的变化，是发生在他进入天津南开学校以后。因为与东北相比较，在天津可以接触到大城市的社会生活，可以呼吸到近代社会的空气，这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同去东北求学一样，周恩来转赴天津，也是得益于伯父周贻赓。1913年春，周贻赓工作发生变动，改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随即，他进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8月中旬，他顺利考入南开学校，19日报到入学，编入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

　　在南开学校的4年的学习生活，使周恩来从各方面都成熟起来。由于伯父收入微薄，经济上有困难，他很少回家，平时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1914年8月20日，因家境贫寒又品学兼优，经老师推荐，他从本学年起，免交学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学生。

　　尽管生活艰辛，但是周恩来的成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国文和数学成绩尤为突出。1914年12月14日，他荣获南开学校“国文传观”比赛第二名；1915年3月，他参加全校数学比赛，成绩优秀，所在丁二班成绩获全校总分第一。据校报《校风》记载，他是笔算速赛48名最优者之一，代数则能得到满分。1916年5月6日，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全校国文特试，11个班的代表200多人参加。周恩来的《诚能动物论》，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为第一名。

　　南开学校不仅在教育水平上属于一流，而且积极提倡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校里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学生创办了许多社团和学术研究会。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各门学科的班级间或个人间的比赛。在演讲、演话剧、编校报等活动中，周恩来展现出自己多才多艺的特点。

　　周恩来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会员从最初的20多人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还有校外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

　　周恩来先后参加过《一元钱》《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部新剧的编导和演出。由他出演剧中女主角的《一元钱》演出后，在天津轰动一时，并到北京青年会公演。

　　周恩来还是南开学校《校风》周刊的主要领导者和供稿人，为《校风》撰写了很多文章，选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内外大事，颇受欢迎。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平均分89.72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在参加毕业典礼时，他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赴日求学：在挫折中成长

　　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希望能继续求学。由于家境贫寒，他决定报考日本官费学校。当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1917年7月下旬，周恩来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官费留学事宜。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此时，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周恩来非常感激伯父的抚养，所以行前特地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到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话别。8月13日，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表达出他振兴中华的愿望。

　　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船赴日本。10月，他进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由于学习备考时间很短，周恩来倍感压力。1917年12月19日，他致信在美国依阿华州格林奈尔大学学习的南开同学冯文潜，谈旅日留学生活，说：“弟自来此预备，尚称合式。”“官费考试在明岁六月，届时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敢预料。”在日记里，他还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8科，还进行了口试。遗憾的是，因日文成绩不好，他未被录取。不过，周恩来在精神上并没有过于沮丧。此后，为准备7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打起精神，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还制定了高度紧张的计划：每天读书13.5小时，休息和其他事3.5小时，睡眠7小时。

　　不过，由于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使得周恩来的复习计划几乎完全被打乱。直到6月初，他才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1918年7月2日、3日，周恩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心情懊丧。在随后的日记中他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一同赴日求学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尽管未能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但留日期间的自学和实践活动，还是给周恩来带来很大的帮助，思想上的进步更是十分明显。

　　勤工俭学：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19年9月25日，周恩来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的开学典礼，是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留学考察。1920年10月8日，他和南开同学李福景同获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来与李福景等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港，随即换乘火车到巴黎。周恩来在此短暂停留后，于1921年1月5日赴伦敦，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大，他决定投考位于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1月25日，周恩来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之事，并谈及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相较于赴日之时，周恩来在思想上成熟了许多。赴欧之后，他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陈式周，探讨救国之道，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同时又说：“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由此可见，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如今想在欧洲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主张，从而最后选择并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并把它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按照出国前的约定，周恩来赴欧后即准备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1921年2月1日，他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周恩来采写了大量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

　　与此同时，周恩来充分利用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他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比较。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湛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他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意为共产主义——编者注）也就够了。”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他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鉴于国内革命运动快速发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等人于7月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两个月后，周恩来到达广州，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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